敞开的屋子，客人叫时，女招待就前去伺候。阿瑄指着一个仰身躺着的男人说：“看那边儿那个人，他正打飞机呢。”那个人把一卷纸放在一根香烟上，那个纸卷儿里有白面儿，在下面仰着脸抽。有人用一根小管子，就是把一支毛笔管儿，插进一个大竹子节儿里。别人坐在床上，用火柴在锡箔下点着，锡箔上有白面儿，等受热的白面儿冒出紫蓝的烟，就用管儿往肚子里吸。

    阿瑄说：“那叫‘哈’，嘴往里抽气。”

    有几个新主顾进来，一个男的，才十八九岁的光景。一个男招待走过去，显然是知道他要什么，那个青年把衬衫拉起来。

    阿瑄说：“注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静脉注射，一种是皮下注射。你看那个小伙子背上有好多针眼儿。最坏的时候儿，皮肤会因传染而腐烂。静脉注射没有这种毛病，但是太危险。有静脉注射后当场毙命的。所以有瘾的人大都喜欢皮下注射。”

    立夫回到北京，准备一篇报告。除去海关的报告之外，中文在这个专题上完备的著作还没有，所以立夫要采用好多外国资料。

    他写的文字里有：“天津日本租界是世界海洛因的大本营。是日本、大连、沈阳、朝鲜的鸦片输往南北美的中心。世界最大的海洛因工厂设在唐山。仅止在张家口的一家日本工厂，即日产海洛因五十公斤，也就是全世界合法需要量的十五倍。司徒·福乐（StuartFuller）在他为国际联盟禁毒委员会提供的报告上说：‘日本势力在东方进展所及之处，与之同时共进者为何？贩毒。’他把东北和热河的贩毒情形描写为‘令人战栗’。根据日本报纸，鸦片的种植和贩卖是由朝鲜总督指挥下的专卖局长细心计划管理进行的。鸦片制造商公会，由政府给与津贴，对公卖局负责指导种植鸦片，借款与种植鸦片者，并负责鸦片原料的运交工作。”

    在他那篇报告的结尾，他写道：“禁毒和消灭走私最大的困难是日本的军事当局和治外法权。如果远东之情形如此，而日本竟要求世界承认，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这是一个友邦的政策，则中国应当多要敌国而少要友邦。如果这是亚洲的新秩序，则所有人类的良心应当要求返回于原始野蛮时代的旧秩序，那倒不失为一个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天津转日本租界是中国政体上一个毒瘤，是日本荣誉上的一个污点，是全世界公众健康的一个威胁，应当自地球表面上扫除之。”

    姚老先生的丧礼办得很隆重，很冠冕。自从他出外十年归来之后，邻居都称他为“老神仙”，他的丧礼也称之为老神仙的丧礼，当然文词上有点儿矛盾不符。除去宝芬家的旗人和这个茶商巨子的老朋友之外，还有好多年轻一代的亲友。由于阿非的工作的性质，他在官场上具有相当的地位。北平市政府好多代表来参加送殡，送殡的行列达一里长。那时洋鼓洋号的音乐队应用在丧礼上已经流行，所以有若干个团体送了两队。姚老先生生前吩咐过不要和尚念经。不过西山一个庙里的和尚坚持来致敬。这实在不好拒绝，阿非只好接受，但是只请他们送殡。结果是新旧混合，有点儿古怪，因为和尚的脸和袈裟是黑黝黝的，职业乐队的肩章和制服非常鲜明，吹奏着柴科夫斯基的丧葬进行曲，两者对照，很不协调。木兰自杭州北上之时，在一个火车站上看见两个军乐队，由两个官员送的，来欢送一个省主席。火车一开动，两个乐队同时奏乐，成为滑稽可笑的杂奏。所以她让阿非告诉两个乐队，他们要自己协调好，不要同时演奏，而且不可以那个刚一奏完，这个就接起来。

    丧礼给木兰莫愁一个机会，重见一次以前的亲戚朋友。那些人之中，有素丹，现在是个寡妇，桂姐和两个女儿爱莲，丽莲，两个人似乎婚姻很如意，派头儿很时髦儿。黛云的母亲也来参加。她丈夫已经去世，她说女儿在苏州又坐监，是在去参加共产党代表会议的途中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