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面的小溪冲洗。

    和乐听父亲灌输梦想，眼睛睁得很大。他也开始做梦，要读书成名。

    去年，漳州芗城区、天宝镇二级政府花了一百六十多万元人民币（五万元是当地乡民所捐）在五里沙村的香蕉林里，在祖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建造了林语堂纪念馆。

    我知道了，不免感到既惊又喜。

    感到满怀喜悦，是因为父亲的成就在中国大陆终于有了纪念地标。祖父在天之灵如果知道，会怎样地高兴和骄傲！父亲毕业厦门寻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到北京清华学校教英文。他获得半官费补助金，和母亲赴美哈佛大学读研究院，但因为经济支绌，迫而离美赴法，在青年会教华工中文。从法国，他写信给祖父说，他已薄有储蓄，加上变卖母亲的首饰，当可去德国留学。

    “我知道父亲得这消息会多么高兴，”父亲在《四十自述》中说，“因为我们父子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我同新妇出国留学时，赤手空拳，只领有半官费助学金和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费。这种事，凡是比较世故的人是不敢冒险的。但是我去了。我怕什么呢？我常常运气不错，而且对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使我有毅力和勇气，所以诸般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使我踟蹰不前。”

    祖父在父亲留德时去世，享年六十八。他对父亲的寄望，在他在世时一部分实现了。

    后来父亲著作等身，成为举世有名的作家，并且是第一位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中国人。祖父要儿子“读书成名”的期望如愿以偿了。

    妹妹相如和我知道要成立纪念馆的消息，马上寄上我们所藏的父亲作品和照片多种，藉对纪念馆的收藏稍尽微力。

    令我感到惊奇，是因为自一九五○年起，大陆人士认为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禁止出版他的作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解禁，而父亲不但被封为“国学大师”，在大陆更掀起“林语堂热”。他的作品没有特别宣传，销量却以千万计，实在是奇迹。他的巨著、、最受欢迎。令我更加诧异的是，他三十年代写的小品文也编辑成几十种不同的文集，非常畅销。

    历史真会开玩笑。有一位大陆作家在父亲获得平反后分析说：“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林语堂之所以被扣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当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唱反调，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伟大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鲁迅也就跟着毛泽东沾了神气，也被神化了。因而，过去在鲁迅研究中有个无形的禁区，似乎存在‘两个凡是’：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就一定糟糕；凡是鲁迅赏识的人就是好样的。”

    适值在台北的“林语堂故居”经台北市立图书馆修缮之后，由文化局接管，在三月二十六日，父亲去世二十六年纪念，举行重新开放典礼，我们要回去参加。而五里沙纪念馆也邀我们参加三月三十一日父亲塑像揭幕仪式。

    外子黎明、妹妹和我决定从定居的美国华府飞到台北，然后飞香港，换机飞厦门，再到漳州五里沙。父亲在两岸都有纪念地标，中国文人享有这样的荣耀，恐怕寥若晨星。

    飞机把我们送到中正机场。两年没回来，居然不认得了，原来机场大厦是新建的，面积庞大，设计极为尖端。我惊愕了一下。

    第二天，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到老爷饭店来看我们，初次见到这位作家，我们谈得很投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参加林语堂思想和精神座谈会，和老朋友到华西街台南担担面海鲜餐厅大啖鱼虾贝蟹，老友重聚，欢乐之至，有着久客还乡之感。

    父亲在一九六六年，在欧美住了三十年之后回台湾定居的理由，是为了乡情。他说：有一次回来访问，“不期然而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