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不能抱着完全超然的态度。

    他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的朋友。他们大多是在国内专攻政治学。他曾经用三百字写过《知识分子小传》，由于他完全是在说真话，所以得到广泛的赞赏。这一种知识分子学成后回国，热心于新的理想，于是开始着手写一些学术性、政治性的文章，批评这项或那项政府措施，以夸示自己的所学。他在一大堆中的某一所大学里担任政治学教授。只要是他批评政府够尖酸刻薄——总是有很多事够他批评——他就会被看成是有资格从政的名士，也就是说，有资格处理一般人所不知所措的复杂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因为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人员看不出其中的关联性的。换句话说，他是适合于统治阶级，签份文件就能命令别人做事，而自己不用动手。他会辞掉教授的职位而“入阁”。一旦他“进去”，他的观点又不同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三十岁至三十五岁的人了，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在南京也拥有一栋房子。他激赏官僚制度中极复杂的特性。他发现人置身于政府中是“真的做不了什么事”，外人不明白决策中牵涉的人情及个人因素，所以要批评政府是很简单的，其实外人一味地空谈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实在是没什么用处。不过他的收入丰硕，家里雇用了好几位下女。如果他仍然充满野心，不自足，很活跃，那么他就继续穿西装，如果已经“登峰造极”，那么他就改穿舒适的长袍，手里摇着一根拐杖。他不再公开写文章，而转做私下讨论和委员会说明，而这些说明都是在阐述一件事为什么“行不通”和“不能假”。几年后他会死去。但是他自以为了解的那些极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别人仍然不了解，还是流于无解。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生命。

    李飞一向抱着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这个病态、迷惑、或悲或喜的人生万花筒。但是遏云的不幸遭遇如当头棒喝，让他不寻常地激动起来。就正因为他认识遏云，所以无法仅仅是对这件事发生兴趣。他生气，一气就不能写东西。他生气这种事还会不断地发生。而新闻报界却还没有人哼一声。他太清楚杨主席和警察局长了，他知道他们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来。他记起了明朝末年李香君被俘的故事，基本的状况并没有改。现代仍有许多和明末乱世差不多的“宦官孝子”。

    他凝视着手上拿着的一根小螺丝钉，回忆起他和柔安的谈话。

    他把螺丝钉扔进笔筒内。那只象征着西方文明的小螺丝钉虽然被丢入笔筒中，却仿佛还困扰着他。

    然后他坐下来，写一篇以《记西北光复》为题的文章。

    “欢迎名角名伶回到西安。”一开头他就这么说。“东北受挫，西北也深受影响，这表示中国是统一的。让我们看看过去两周来的事变。”

    他列出事变的时间。

    “三月十八日。有位东北要人来访。

    “三月二十七日。女伶崔遏云应邀至主席家，从此失踪。

    “三月二十八日。当局为这位要人开了一个盛大的舞会，当晚笛笙楼节目暂停。

    “三月二十九日。市警逐户搜索，目标可能是崔遏云，因为她的失踪一直令人莫名其妙。

    “三月三十日。搜索继续。女伶姚富云（牡丹）取消合约而离城，春明楼被迫暂停演出。

    “三月三十一日。女伶傅春桂告病，又一家戏院关门。

    “四月一日。事端丛生。传说一犯人和崔遏云失踪案有关，已被捕枪决。要人参观教育机构，发表演说。东大街出现小暴动，一群士兵阻拦东北将军，要求发饷。

    “四月二日。东北将军游终南山。

    “四月三日。要人离开西安。

    “四月七日。女伶姚富云恢复演出，春明楼再度开放。

    “四月八日。女伶傅春桂感冒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