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时，我写完了长篇小说的最后一页。搁下笔时，我独自坐在书桌前边，忽然间的烦躁不安，无所适从，急需和人说话、聊天的感觉前所未有的袭了上来，如同抽白粉的人突然袭发的烟瘾。那时候，我妻子回了河南老家，儿子在上海读书，又是上课时间，而我最知心的几个朋友，不知为何往日电话总是畅通，那一天，那一刻，却偏偏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内。我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莫名地把耳机扔在桌上，颓然地坐了下来，有两行泪水无可遏制的长泄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瘫软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我被抛在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大海、一座不见鸟飞草动的孤岛。

    那时候，楼下的汽车依然在现实中川流不息，而摆了几样家具的家里显出的空荡，却宛若荒漠的原野。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quot;飘动的一群雪白的孝布quot;和quot;堆满了白雪样的家家都贴着白色门联的胡同quot;；还仿佛我在望着已经quot;渺无人烟了的平原，苍茫着的平原quot;。内心的那种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在1997年年底写完时曾经有过，2003年4月写完《受活》时也曾有过。但那两次都没有这次写完来得强烈和难以让我承受，让我难以言说。

    我知道，这种强烈苦痛的绝望，不单单是写作的一次结果，而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是对完成的死亡式的祭奠。是从1994年开始动笔写作、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的长达12年苦痛的积累和爆发。日光从窗外一如既往地透落进来，客厅的半空里尘埃飞动的声影清晰可见，宛若小说中无数的亡灵在我发下的耳语。我就那么木呆呆的坐在那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又一片摊着堆着的无序的麻乱。说不清为什么而苦痛，为谁而流泪，为何感到从无有过的绝望和无奈。是为自己的生活?还是为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再或是为河南――我的家乡、乃至更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们的生命?也还许，是为自己的写作所面临的完成之后因耗尽心力而可能到来的穷途末路?就这样，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到底流了多少眼泪，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再流泪而变得如木头人样呆在那儿不言不动。只知道那天中午我没有吃饭，大概一点钟左右，我从家里出来，沿着离我家不远的北京十三号线的轻轨铁路边上的人行道，走到一片空无人烟的荒野，再次独自呆呆地坐在一块林地的边上，直到落日以后，重又回到家里，才又重新感到现实意识渐渐地回复和活着就必须有的俗事对生命支撑的必要。

    接下来，我吃了一包方便面，没有洗脸，没有刷牙，也没有脱衣服便倒在了床上。竟然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如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旅人，暮黑时一下倒在旅店的床上一样。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我又对小说进行了几番修改，，每次修改，也都是对生命与绝望的又一次体味。又一次对写作的无望的感受。现在，终于可以把交到出版者的手里，而我感到交出去的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一卷痛苦的绝望。而留下来的，是依然如故的我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的世界。我不知道写得好与不好，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在写作这部二十几万字的小说时，它消耗的不是我的体力，而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寿限。在把二十几万字改成不足二十万字时，它表达的不仅是我对生命的爱，还表达着我对小说艺术笨拙的热爱与理解。

    现在，读者和专家尽可以对它说三道四了。尽可以把口水吐在这本书上，但我已经可以坦坦荡荡、可以平心静气地对任何人说:quot;写、《受活》、时，我用我的心力了，用我的生命写作了。quot;你们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