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砸就一切完结了，革命的大幕也就拉开了。在程岗镇的车站下了车，走进我鼻下的第一道景观是镇上的臭味和土气。社员们正挑着草粪往小麦地里送追肥，他们拉成一队，老的少的，脸上都有一些悠悠闲闲的红黄色。等他们走过去，镇街上就剩下一片闲情了，鸡子在街上刨土觅食儿，旱鸭摇着肥敦敦的屁股从街的这边走到那边去。在我同学程庆东家的一堵山墙下的日光里，有头母猪懒睡着，还有只狗卧在猪边上，头就枕在母猪的一条后腿上。更为奇妙的是，还有一只麻雀在母猪的肚上翻着猪毛捉虱子，那景象使人想到这儿离革命的遥远，至少是要从延安到了海南岛。我有一点莫名的失落感，就像从盛夏一步踏进了冬日里。当然，也有暖暖和和的亲切感。乡下的一切我都熟悉得如一个人熟悉他的衣服和手脚。我指望我能看到一点新鲜和陌生，比如说街上贴了几张大字报，有人戴着袖章在街上慌慌张张走过去。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啥儿都和原先一样儿。流水不腐，腐水不动，这儿正是一潭死水呢。我就是踩着一潭死水回了程岗镇。程岗镇统共四条街，程家前街、程家中街、程家后街和程庙后的杂姓街。不消说，我家自然是在庙后的那条杂街上，杂街西那三间土瓦房，一隅土院落，单门向南开，那也就是普通平常的高家了。我将到门口时，邻居家的一个孩娃见了我，朝我笑一笑，突然对着我家大门唤：“桂枝婶———你男人回来啦———”然后却朝程中街的那头跑去了。桂枝没有出门迎接我。我推开虚掩的大门时，我媳妇桂枝正在院里淘麦子。孩娃红生在她旁边拿着一根柳枝赶着要围啄麦篮的鸡猪和家雀，岁半大的女娃红花瞌睡样趴在她娘的大腿上，这景象和我在街上看见的鸡、鸭、猪、狗一模样。死气沉沉山区天，沉沉死气乡村地，革命气象在哪里？还须爱军你开创根据地。我提着行李立在院落里。桂枝和孩娃们听到门响扭过了头，她没有站起来去我手里接行李。她不知道她面前立的是一个未来的革命家和乡村政治家。她微微怔了怔，朝我笑一笑，说：“回来了？不是说几天前就要到家吗？”我想起城里的革命和城郊铁道边上的一幕戏，说：“在城里耽搁了。”她说：“回屋吧，还立着干啥儿！”又说：“红生，叫你爹———叫呀？叫爹。”已经五岁的红生没有叫。他和红花都怯怯地望着我，像我不是这个家里的人。这一瞬我对复员退伍猛地开始后悔了。我想起在部队时领导常说的两句话：革命还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把行李放回屋里，顺手我把屋中央的几个凳子规正到界墙边，撩开两间屋里溜一眼，出来说：“我娘呢？”桂枝没扭头，仍旧淘着麦子道：“她想图清静，又回到岗上去住了。”我心里顿时轰一下，像有棵榴弹在胸膛里边炸开来。然我没说话，只用脚在地上狠狠拧一拧，就出门立在屋檐下，朝着镇后的岗上望，却只看见高大的程庙后院的启贤堂大殿和中节院里道学堂大殿的一个角。殿堂四角翘檐下的风铃，铛啷啷、清泠泠地越过一道院墙响过来。看见那程家大庙时，我心里缓缓朝下沉，决计有一天我不仅要砸掉“两程故里”的石牌坊，还要一把火烧了这寺庙，我从程家岗上搬下来就想烧想砸这寺庙，没有缘由我就想烧砸这寺庙和那石牌坊。当兵四年回来我越发想烧了砸了这寺庙。这时候，孩娃红生突然在我身下仰脸叫了一声“爹”，我心里暖融融地动一下，摸着他的头。我说：“叫爸。娃，城里的人都是叫爸哩。”红生朝我摇了一下头。我说：“那就还叫爹吧……去，屋里那个黄包里有糖吃。”有了糖，红生和红花就一连声地叫爹了，像世界上只有爹才给儿女糖吃。那几年，包糖的都是红薄的亮油纸，纸上都印有斗私批修之类的话，当孩娃们把那糖纸扔到院里的猪粪、鸡粪边上时，我忙不迭儿把那糖纸捡起来，说别乱扔，上了纲就是反动呢。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桂枝就扭过头来说：“这儿是乡下，可不是你们部队上。”我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