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都知道有机会了再说啥儿话，再做啥儿事。我们相对坐在一排柳树下的树阴里，她穿了一件那时镇上很少有人敢穿的布裙子（城里已经十分流行了，这该死的城乡差别哟），露出的玉白双腿和假的一样动人心神儿。我看见她小腿上的细绒毛，稀稀的在柳树枝叶间偶而漏落的日光里，闪着一丝一线金黄的光。她知道我在看着她。我们有很长日子没有单独呆在一块了。我们都极想有机会单独呆在一块儿。好像那当儿她知道我心里想了啥，她把微偏的身子转转往前挪了挪，和我坐得更为正面些，更为贴近些。然后，她把她穿的方口平绒步鞋脱掉了，露出了她的十粒鲜红的脚趾甲，又把她的裙子朝上拉了拉，露出半截丰嫩的大腿来。我有些口干舌燥了，咽了一口唾液儿。河滩上静静悄悄，流水哗哗，日光下的白色水鸟在那条河坝聚起的水面上起起落落。小桃儿在那大声地唤：“妈———妈———鱼儿———”（程岗的孩子都管母亲叫“娘”，只有桃儿才叫妈）。红梅回过头去大声说：“桃儿，自个耍吧，妈和你伯说说话。”桃儿就卷着裤腿在河边捉鱼了。红梅看着我，让目光翻过我的肩头，又看了看通往村里的渠堤路。我问：“来人没？”她说：“没有。”又问：“要么……我们去那边树林一会儿？”没有谁比红梅更知道那时我需要啥儿了。我爱她，死了都爱她。问完那句话，她做出了要起身走去为我牺牲的架势儿，我知道，到那儿，只要我点一下头，她就会不顾一切地为我把衣服脱下来。可我摇摇头：“非常时期，大局就是一切。”她深明大义地点了头，把脚放在了我的大腿上，让那十粒红趾甲在我面前闪着红彤彤的光。这时候，程庆林来了，红梅若无其事地站起来，起身去给程庆林发了一支笔、一个笔记本。后来每到一个，她都去发一支笔、一个本。她边发边和他们说些啥，使人们很快都随她陷入了一片神秘的革命情景中。我坐在河滩高处的一个篮儿似的石头上，看着大家拿着那笔、那本望着我。我说：“还有谁没来？”红梅、程庆林都说：“到齐了。”不消说会议可以开始了，可以直奔主题说我要说的事情了。可我说：“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把那些传单发出去以后，不到三天，副支书程天水———就是庆贤他叔。”我望着坐在自己一只鞋上的庆贤道：“他在昨儿夜里找我了，说他有一次不小心往地上坐着时，毛主席语录从他的裤口袋里掉出来，他一屁股坐在了毛主席语录本儿上。他说他压根不知道犯了大错误，他不配当这个副支书，他甘愿把副支书的这个位置让给咱们其中的哪一个，甘愿做一个普通群众受教育，甘愿做一个被别人领导的老百姓。”话到这儿我歇了口，扫了一眼大伙儿，看见大伙的目光里都有噼啪的火苗跳动着。我说：“还有村里的电工也找我交待了，说他有一次想试试毛主席语录的皮儿绝缘不绝缘，没想到电线短路把那语录皮烧焦了，把毛主席像烧坏了。他说他不配做电工，随时都愿把电工的权力交出来。还有大队会计说他曾经把毛主席像章掉在一堆猪屎上。妇女主任说她有一次把孩娃的作文里的句子当成了毛主席的话……如此等等，这说明了啥儿呢？”我的嗓门抬高了，不断把手中的竹杆圆珠笔儿在空中舞动着，“说明我们初战告捷了，说明我们胜利在望了，说明那些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在我们面前、在革命大潮来临之前发抖了，退缩了。还说明啥儿呢？说明了对革命的运动，一切党派、一切同志都将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和弃绝，都将受到考核和评判。我们不怕他们犯错误，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可对那些犯了错误又不愿改正，不愿老实交待、甚至企图蒙混过关的人该怎样去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再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地、彻底地被发动起来了，那些犯有错误并想蒙混过关的就水落石出了。就图穷匕首见，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应该说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