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功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程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地一下出满了两身子。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我说：“你干啥？”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的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我说：“那你说咋办？”她说：“先忍着不来往。”“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八里外的墓里去。”来日，我骑着大队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提前半个小时到村外等着她。可待我们到了那个墓前时，那墓里又丘进了一副新棺材，墓门被砖和石头堵上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偏僻的庄稼地。再后来，我们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仔细算起来，在以桂枝的死、程天青的疯为标志的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程岗附近的河滩、林地、田头、开会的路上，检查生产的沟里，哪儿都有我们的欢愉和悲哀，都有我们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们的兴奋和羞耻。我们的革命光辉像日光样洒遍了程岗大队的田头地垴，我们卑鄙的精液也流遍了程岗镇的角角落落。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到了县里组织的基层三级干部在我们大队召开了第一批“三统一”和“一帮一”的革命现场会，县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我被吸纳为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把所有参观我们程岗的领导、干部送到村头的五辆卡车上，又把王镇长一行人送走后，新的成功使我忍无可忍了，岩浆的高温不能不喷发勃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热情燃起的肉体的火焰了。我把红梅叫到了村头第九队的打麦场边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