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程寺之变

    这年小满的前三天，一场严峻的考验降在了我头上。昨儿是程颢、程颐父亲程的生日，白天村子一如往日，入夜村子里也风平浪静，我依旧从地道往水渠里挑了将近20担土，然天将亮时，红梅和程庆林就一道闪电把我从床上叫醒了。“翻天啦，他妈的翻了大天啦！昨夜有人在程寺门前烧纸、烧香祭祖哩。”程庆林冲到我床前叫叫嚷嚷道。“这是公然用封建迷信活动和我们无产阶级对抗呢。”红梅给我递着刚脱掉又要穿的衣裳说，“不刹住这股歪风就树不起我们革委会的绝对权威来！”我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此事若放任不管，它不仅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新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佐证，而且有一天会成为“新红色革命根据地”是个“迷信部落”的有力证据。果真那样，受影响的不仅是程岗的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我高爱军的政治生命和前程。啥儿也没说，我立马穿上衣裳，和红梅、庆林三脚两步到了程寺前；果然看见程寺大门口有30几堆烧过的纸灰和焚过的香根。一讯问，原来程天民去县城参加啥儿会议啦，程寺大门从外紧紧地锁上了，这些焚香的人进不了程寺就在寺前烧纸焚香了。看着那一排排的灰烬和被夜露潮湿的香根，我想我昨夜咋就没有发现这些呢？那么，这些烧香的人有没有发现我？我必须找到这些烧香的人。让庆林叫来几个民兵守着现场，我和红梅去镇政府找到了正起床洗脸的王镇长，请求王镇长调动派出所的同志帮我们立案侦破，可没想到王镇长听了我们的汇报，把毛巾在脸盆里不慌不忙揉搓着说：“我看你们村头那十几亩地该浇水了吧。”我和红梅都有些尴尬了，那样儿仿佛不是我们在革命，而是我们闲暇无事，拿革命当儿戏在小题大做哩。“我们今儿就组织人马去浇地，”我说，“王镇长，这时候还有人敢焚香祭祖，这可比浇地增产的事情大。”王镇长扭头望着我和夏红梅，毛巾在脸上僵一会，他说：“高爱军，你不知道我是转业军人吧？我在部队时是营长，现在是书记兼镇长，夏红梅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可你总得知道下级对上级说话时该是啥样儿。”我说：“王镇长，革命没有贵贱之分。下级应该服从上级、尊重上级，可上级更应该服从真理、尊重真理。”王镇长把他的毛巾甩在了脸盆里。脸盆里的脏水溅在了我和红梅的身上和脚上。“真理就是你们的地不浇要减产，减产了百姓就要饿肚子，饿着肚子就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他这样吼着叫着时，脸上憋了一层血，把他的脸涨成了乌紫色。我想对他说，不是饿着肚子没人跟党走，没人干革命，而是因为饿了肚子，都才跟党走，都才跟党干革命。这是被革命历史实践过的，颠扑不破的经验和真理。可这些话我还未及说出口，王镇长却拉开抽屉，取出几页复写在横格信纸上的材料扔在了我身上。我和红梅将那材料抖开一看，竟是我们送到县上和两级报社的那分《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我和红梅呆住了。他说：“拿走吧，你们要砸了程寺，你们就砸了程岗大队人的心，我看你们失掉多助以后还如何干工作、当干部、搞革命。”我和红梅从镇政府出来了。我们决定要给王镇长一些颜色看一看。镇政府的大门外有一片砖铺地，砖地四周栽有泡桐树。砖缝中长有细碎的杂草和虫儿。立在那块砖地上，我和红梅的脸色都有些僵黄色。她拿着那份关系着程寺和我们前途命运的《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的材料望着我，说：“咋会落到王振海的手里呢？”我说：“这证明至上而下，党的内部有一条黑线，没有黑线这材料就落不到王镇长的手里边。”红梅脸上的僵黄有些淡淡惨白了，仿佛残忍的敌人已经持枪立在我们面前了。“咋办？”她说：“我们不能让王振海牵着鼻子走。”我们当然不能让王镇长牵着鼻子走，就像中国不能让赫鲁晓夫牵着鼻子一样，我们怎么能让区区的书记、镇长牵着鼻子呢？望着砖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