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长途客车，看见车下一片脸色苍白的老师和学生们，看见我带领的沉默着的大队党支部的干部和社员们，看见程天民抱着桃儿瘫坐在人群里，她的眼泪哗啦一下就涌将出来了，两腿一软，人差一点倒在去接骨灰盒的程庆林的怀里边。“你咋能掉出眼泪哩？”“我看见桃儿啦，她以后真的没有父亲了。”“你不信我会对桃儿好？这最起码的觉悟和人道主义我还有。”“信。可她说啥也没有亲生父亲啦。”“你这还是留恋程庆东，把我俩的革命友谊看得没有你和庆东的私人感情重。你必须从阴影中走出来，眼望未来，注重光明，以大局为重；以我俩的前程和革命事业为重。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是为了轻装上阵，快马加鞭，更快更好地去实践我们的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你前天学习的文件啥精神？”“要继续狠抓农业学大寨。”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风息浪止了。没有人不相信程庆东是到九都开会误中革命斗争的枪弹而死的。我们现在分析前因后果，毫无疑问，程庆东也许早就怀疑我和红梅的关系了，因苦于没有证据而不能言声，苦于我和红梅都是如日中天的革命者而不敢言声，苦于自己那种乡村知识分子的懦弱而不愿言声，只是到了去九都开会以后，给了他一次突然返回村里的机会，才悄悄走进了红梅住的厦房里，才发现了那个地道口。可是，他从车站沿街回到家怎么会没有碰到一人？是他为了突然出现而有意躲着村人吗？还是他那天（到底啥儿时候哩？）返回时恰巧街上人稀户静呢？再或，有人见了他，也并不刻意去记住见过他，忽然红梅把骨灰盒抱将回来了，见了他的人也不敢相信到底见没见过他。总之，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给程庆东开了一个追悼会。在埋了骨灰之后，程天民大病一场，到镇卫生院住了半月院。出院后他人就老了哩，像桂枝死后程天青突然疯了样，他老得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回到程寺里，他很少再走出那寺庙。人们很少在村里见过他。事情就是这样，斗争是残酷的，革命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必然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在那整个冬季里，红梅总是无精打采，缺少朝气，无论我如何向她讲解、灌输人要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胸怀大志，为明天奋斗的革命道理，她都心不再焉，似听非听。我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她说她一睡着，就看见庆东的头被我用铁锨像切瓜样劈开的模样了，就看见埋庆东时，庆东无论如何不肯闭眼的模样儿。为了让她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无论在哪儿，没人时，我都热情地对她进行拥抱和爱抚，可她都没反应。我拉她垂下的手，像我捡起了一枝树枝样；我去亲吻她，像亲两片红橡胶。我鼓着劲儿去解她的衣扣儿，去抚摸她的胸，她虽然没阻拦，可依旧没回应，像我在饥不择食中去咬冷蒸馍。那个冬末，她成了革命中的行尸走肉，成了我们爱情中的活泥人，成了程岗村人民群众真正的同情者。总而言之，她患了革命忧郁症，患了革命失意症。我作为她的领导人，作为她革命的引导者和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情侣，我有责任把她从这忧郁、失意中救出来。我知道对于患病的革命者，最好的良药仍然是革命。在革命中跌倒，就让她在革命中爬起来。而在战争时期，革命最好的方式是荷枪实弹去战斗，是让患者上战场。上了战场他把一切也都忘记了，一切病症也就因此解除了。而在非战争岁月里，革命最主要的形式是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开会，在会议上发言或者不发言，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评和批判，这样的斗争就可能把革命者的病症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