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不分开，想有一天你调到地区了让我当县长或者当书记。”我说：“这咋可能哩？”她说：“有啥不可能？”我说：“关书记他会答应吗？”她说：“我们不光结婚时让关书记做媒人，最好还要设法和关书记攀上一门干亲戚。”我把她的手从我的手里放掉了：“你简直是在沽名学霸王？”她笑笑：“你觉得不可能？”她把被我捏出汗的手在床单上擦了擦，然后目光就明利聪慧了，像一个大姐望着弟弟样看着我，说我从小就知道县里休干所的红军们特别爱认干孙子或者干孙女。只要你我结婚关书记做了媒，我们和关书记的关系就不是一般了。不是一般就可以隔三错五去关书记家里了。去关书记家里我们就把红生、红花、桃儿轮流带过去，让他们不停地把关书记叫成关爷爷，把关书记的夫人叫奶奶。然后，再问清关书记家是哪里人，是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给他带些辣椒和泡菜，千万不要带一点贵重值钱的啥东西，要他是北方人，我们每次去都带小米或红枣，孩娃、闺女嘴再甜一些，爷爷、奶奶一连声地叫，你说咋能认不成干亲哩？认成了干亲他能不让你我在一块工作吗？能不让我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吗？就是这次不让你当书记，当了县长，不是啥儿时候想当书记也都能调换吗？”（我灵魂我的肉，我革命的情侣和夫人！）我被红梅的话说得心花怒放又哑口无言了，像学生替老师破解了一个终身难解的谜语样，我开始痴痴地盯着红梅的嘴，盯着红梅的脸，盯着红梅的头发和肩膀，盯一会我又突然把红梅的双手握在我手里，像抓到了一对刚飞走的鸟儿说：“关书记好像是北方人，他要是东北人了，我们每次去都给他捎东北的粉皮、凉皮儿，要是山东人了，我们就给他捎韭黄和煎饼，是山西人就捎小米和蜀黍，是陕西人了就捎老陈醋。”在午饭前那一杆儿长的时间里，我们就坐在招待所的房子里，计划着革命和工作，事业和未来，婚姻和家庭，关系和友情。我们已经决定待宣布了我们的任职就结婚，让双喜临门为我们人生的辉煌锦上添花笑开颜，为我俩革命航船开足马力撑满帆，欣欣向荣红灿灿、蒸蒸日上照人间，一日千里登上天。我想，我们想，关书记最好在我们（我）33耀35岁之前离开县里到地区，当上地区的副专员或是九都市的正市长。就在这时候，就是这当儿，招待所的所长来唤我们吃饭了。饭当然是绝好的饭菜哩，招待所完全是按给新任县长接风的标准做的饭和菜，烧鱼、炖鸡、排骨、咸水鸭和丸子汤，七七八八摆了四桌子。可来陪我们吃饭的却只有地委组织部的刘处长。原来说好县里领导班子的领导都来的，关书记要在饭桌上把我和红梅以“内部消息”方式宣布给所有的县领导，要让我们尽快地熟悉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可是关书记没有来，县班子里的领导也没来。在县委招待所的一个大饭厅，摆了四桌饭菜却只有刘处长、红梅和我三个人。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革命事业的地震已经在脚下酝酿了，坚实的土地已经开始摇晃了，可我们真的是被胜利把头脑冲昏了，是革命的大好前景把正在发生的巨大悲剧掩盖了。从招待所的二楼走下来，拐个弯到了东侧的平房大饭厅，看见刘处长，我以新县长和蔼可亲的姿态和他握了手，红梅把“处长好”三个字叫得又甜又腻，像那季节熟过了头儿的红杏儿，可是刘处长和我握手时，只拉了拉我的手指头，应答红梅时只瞟着她哼了一下子。我望着那大饭厅的四桌菜和摆好的酒和酒盅儿问：“关书记还没到？”刘处长坐在了一桌饭前的椅子上：“不来了。”我微微的诧异着：“那，县里别的领导……”刘处长拿起了筷子拿起了碗。“先吃吧，吃完了我给你们谈。”我开始感到脚下有些晃动了，感到脚底有一股冷风生出来。看看红梅，见她的脸上有浅淡一层白，不消说她已从刘处长的态度和举动中感到了不祥和异样。毕竟我们都是从斗争的风雨中闯将出来的。毕竟我们都是富有斗争经验的革命者。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