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的辩护等等，如果太老实地从正面去理解，那就会对于赵惠明发生无条件的同情；反之，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不作正面的理解，那么，便能看到这些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一九四一年向作者提出要求的大多数读者是看清了赵惠明的本质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重排，问我对原书有无修改。

    我在考虑了这几年来我所听到的关于的几种意见（略如上举）以后，终于不作任何修改。我想，如果我现在要把蒋匪帮特务在今天的罪恶活动作为题材而写小说，我将不用日记体，将不写赵惠明那样的人，——当然书名也决定不会是一类的词儿了；但既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那么，如果我再按照今天的要求来修改，恐怕不但是大可不必，而且反会弄成进退失据罢？

    可是，鉴于这二、三年来颇有些天真的读者写信来问我：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么？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失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下落如何？——等等疑问，不一而足；因此，我又愿借此机会，写这一篇后记，聊以代替答复。

    茅盾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