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自说“幼孤贫”，后来他不得靠官俸度日。）不得不屡求外放。中年以后，这位“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人颇有点苦闷，转而为旷达，同早年的豪放，成一对照。凡是读过《樊川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的。这一首《山行》，何时所作，已不可考，但诗境既属旷达一类，当系中年以后之作，（杜牧四十以后，八年中间，做了四个地方的刺史，皆在江南；五十一岁卒。）我把《山行》的第四句作了如上的解释，就是根据了杜牧的身世和思想的特点而作了大胆的推论。

    但是为什么我又改“于”为“似”而后用作我的书名呢？

    这就要谈一谈我写这本书的企图。

    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一九二七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书中一些主要人物，如出身于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初（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都是很“左”的，宛然像是真的革命党人，可是考验结果，他们或者消极了，或者投向反动阵营了。如果拿霜叶作比，这些假左派，虽然比真的红花还要红些，究竟是冒充的，“似”而已，非真也。再如果拿一九二七以后反革命势力暂时占了上风的情况来看，他们（反革命）得势的时期不会太长，正如霜叶，不久还是要凋落。

    这就是我所以借用了杜牧这句诗，却又改了一个字的理由了。

    当然，这样地反用原诗的意义，截取一句作书名，不免有点牵强，但当时急切间想不出更好的书名，而出版家又催的紧，便姑且用了再说。

    谁知道此后人事变幻，总没有时间续写此书，以至这书名和本书现有的一部分更加联系不上。年来亦常有人以此见询，现在趁本书改排新版的机会，特在此简要地说明其中的经过。倒也没有聊自解嘲的意图，不过回忆此书在“两部鼓吹”声中写作的情况，颇堪发笑，而当时的几位邻居，其中有一位在去年暴露出来，正是“霜叶”，然则保留此书名，在我自己，小小有点纪念彼时彼地之意，似亦未尝不可。如果我能够多活几年，找出时间，续成此书，了此宿逋，那当然更好。不过，我不敢在这里开支票。

    茅盾于北京，１９５８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