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换着黑色短衫裤的唐装，成为港商模样，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沚化名孙陈氏提着两个小包裹和一只小藤筐，里面除了简单的日用品外，一代文豪只带了一本《新旧约全书》，走进难民潮，消失在暮霜里，偷渡到深圳，在东江游击队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

    这次大转移，是中共保护大批文化人而秘密进行的一个重大措施。在转移过程中，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亲自部署安排，保证成千上万的知名人士，从这条由香港通向桂林的最佳路线上万无一失。茅盾夫妇和其他一批文化人，昼伏夜行，穿行在羊肠小道，爬山涉水，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广西桂林。

    抗战时期的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广西当局在抗战开始后，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一时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茅盾一到桂林，许多在桂林的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当中有田汉、欧阳予情、王鲁彦、盂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先到桂林的夏衍、金仲华等。

    朋友们都希望茅盾能在桂林住下来。茅盾笑而不答。觉得在桂林先要观察一下国民党对自己到来的反映、态度。同时，3个月的长途奔波，茅盾觉得也要在这大后方“好好休整一下”。但茅盾夫妇此时正闹“饥荒”，无法在“旅馆”这样的地方居住，必须寻房子，才能在桂林“休整”。于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开始在桂林到处奔波，结果，一个星期下来，毫无结果。茅盾更是束手无策。邵荃麟知道了茅盾窘境，把自己住的一间厨房清理一下，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厨房仅8、9个平方米的大小，仅容一桌一床，茅盾夫妇将要在这个简陋得再也不能简陋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桂林春秋”生涯。

    茅盾刚刚安顿好，柳亚子闻讯赶来丽君路南一巷，参观茅盾的住处。走进茅盾夫妇那8、9个平方的房间，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道，“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出来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

    柳亚子临走，希望茅盾常去他那里玩，他住在一个仓库似的大厅里，非常宽敞。

    后来，柳亚子和茅盾常常在一起谈诗谈史，吟诗唱和，成为茅盾在桂林的一个特点。

    安顿好住处，茅盾一改以往的做法，即每到一地，就应付各种约稿，赶写短论和杂文。而是采取观望态度，怕写短文授人于柄。但不写文章，经济来源又受影响，妻子在等米下锅。因此，茅盾决定写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把香港战争前前后后的形形色色和花花絮絮写出来，茅盾后来回顾当时创作心境时曾说：“我试图给这个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小岛上的芸芸众生在15天战争中的各种面相画一张速写。”

    因此，在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

    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繁忙的社会活动。4月26日，文协桂林分会召开一个文艺家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报告了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争取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建议酝酿和提出经过，与会者发言踊跃、热烈。会后，茅盾、田汉、胡风、宋云彬、艾芜等被推为与出版商交涉的成员。

    6月15日，茅盾把香港战争前后那段生活已经写出来，并以《劫后拾遗》为题，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许多在桂林的文学朋友，见茅盾这部“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的作品，已经问世，又来催促茅盾为他们写稿了。茅盾后来还记得，孟超为集美书店编《艺术新丛》向茅盾约稿，凤子编《人世间》也要茅盾供稿，周鸣钢编《种子》文艺月刊，也向茅盾约稿，连像《山水文艺》这样的刊物，也来请茅盾供稿。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