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中立的不介入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华商报》上，《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的电讯，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把“国军”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

    这种写作环境以及写作心境，给茅盾提供了十分舒畅的条件。当时因文化人突然涌到香港，一时，这个弹丸之地，人满为患，住房十分紧张，后来在周鸣钢的帮助下，在九龙弥敦道租到了住房。于是茅盾又全身心地投入文艺活动中去，担任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同时，又把《苏联见闻录》写完，接着又写了《杂谈苏联》，后由致用书店出版。

    写完《杂谈苏联》以后，茅盾又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下脱险经过，写成《脱险杂记》。之后，茅盾又投入相当精力，创作长篇小说，主编《文汇报》副刊《文艺周报》；担任《小说》月刊的编委等。这样，1948年下半年的茅盾，又忙得不可开交。

    是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早在6年前茅盾就有这个设想，打算写一部反映抗战全貌的、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后来在重庆时，曾把部分素材写成《走上岗位》，现在香港有相对安定的生活，茅盾就再发宏愿，写一部连贯五卷的长篇，预计150万字，3年完成。现在茅盾着手写第一部，这部作品以上海八一三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各个阶层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这血与火中经受考验。书中也塑造了苏辛佳等一批出身于知识分子乃至资产阶级家庭的爱国青年形象。也塑造了一批工业家的形象。这部长篇小说在《文汇报》上连载了110天以后，才全部登完。但此时，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茅盾又面临着新的任务，打算写5部长篇的计划，又落空了，又成为第二。

    接着，茅盾的苏联情结和被不断传来的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写了一篇《春天》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用预言的方式，憧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种种情景。但小说中的苏联情结影响印痕太深，似乎是苏联革命后的场景。

    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国内似乎反响不大，因为中国广大读者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太浅，也想象不出如此这般的情景，相反，国外的反响倒十分敏感，日本文学评论界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而茅盾后来自己则更正说：

    它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的“预言”。

    当茅盾这个《春天》写完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已得到中共方面的通知，决定分期分批地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钧儒是第一批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11月下旬，郭沫若等是第二批离开香港的民主人士。等第二批人秘密北上以后，整个香港又似乎冷落起来，茅盾夫妇也似乎焦急起来，翘首盼望北上的日子早日来临。12月下旬，终于得到通知，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朱蕴山、卢绪章、洪深、彭泽民、梅龚彬、施复亮、吴茂荪、孙起孟等20多人，于1948年除夕晚上，秘密上了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船。此时此情，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在北上的船上，大家欢度元旦，茅盾在船上过元旦已是多次，最早的1926年元旦，是在上海到广州的醒狮号轮船上，去出席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还有一次是在去香港途中，那时是带着惘然和忧虑的心情去的，而今天则是北上，参加筹备新中国，大局已定，走向光明，几十年来追求的，女儿、胞弟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即将实现了，心情十分激动。茅盾拿出笔记手册，请李济深题词，李济深颌首微笔，提笔在茅盾送过去的手册上题道：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