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