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过了十点钟，黄诒年夫妇方才离开陶家。陶祖泰夫妇殷勤送客，直到大门外。这时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时一样，谁也不能相信四小时前他“几乎自杀”；这时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谁也不敢说他们不是一对快乐和气的青年夫妻。

    大约十点半钟，陶家灯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旧去办公，只不过迟了半个钟点。一夜睡过，似乎什么全扔在梦乡里了。

    陶夫人偶尔也还因为黄太太的关心的探问而记起那晚上的事，但仿佛已经隔了十多年。

    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觉得度日如年了。陶祖泰“下班”时间是下午六点，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钟，要是到了六点三刻还不见陶先生回来，陶夫人就会感到恐怖。有时她的眼前竟会幻现出一个血淋淋被火车轮子碾成几段的尸体，或是一口湿漉漉像从水里捞起来的白木棺材。

    那时她一阵急剧的心跳，幻象便消失了，她揉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会暂时正正经经运用她那素来不用的脑筋：“要是当真做起来，可怎么办？买衣衾，买棺材，收殓，——这些我都弄不来！真讨厌真麻烦死了！还有，我得带了宝宝回上海，也不得不带棺材回上海，这些事，我都不会弄呵！”

    于是她的恐怖便变成了焦躁，她会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亲来：“要是妈在这里，就好了。什么都有她去办！”从母亲，她也会想到娘家其他的“亲人”，于是一位堂房侄儿，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武昌一个教会学校，平日简直不往来的，也被她想了起来。

    可是大门响了，陶祖泰慢吞吞踱进来了，绝对不是血淋淋，连衣服也没湿，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经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点多钟，这些“恐怖”和“焦躁”依旧要来一遍，然而来势似乎弱些了；因为多过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热闹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来。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这一对夫妇心理上的分水岭。

    陶太太从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对丈夫说。一则，她不是会“抒情”的女性，二则，少说话是她的天性，何况因此会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说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说教”便不会用家常闲谈来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时时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绝对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绝对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过夜饭，睡觉以前，是陶祖泰聚精会神运用眼力的时间。不知他根据哪一派的心理学说，他认为一个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这一个时间内流露出来。然而陶太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决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见丈夫不开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静地整理她最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学样买来的一套睡衣试穿了重复脱下折起来（她似乎舍不得穿掉），都做过了，坐下来，她便连连打呵欠。

    在她动动这，弄弄那的时候，陶祖泰的眼光总是跟住她的。有时两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给“发见”了似的，会发出脆声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这一笑，会打开了陶祖泰的“话匣子”，滔滔不断地“演说”起来，——她最怕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听陶祖泰的“演说”时，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顺地听着。可是不到五分钟，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摇着她的肩胛，硬不让她打瞌睡，硬要问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了什么？”

    “啊哟！我不知道，我从来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说。“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说了就睡觉。”陶祖泰异常固执，像六年前逼着夫人读那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