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帆这样说。

    这样的话只能让未来留给吴为。

    多年后，吴为对他说：“不论怎么说，你在你那个阶层里，还是最优秀的一个。”

    胡秉宸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鼻子里“哧”出一个当仁不让，并且倨傲地说：“何止我这个阶层？”可是他那时已然忘记，从与白帆的谨言慎行到与吴为畅所欲言之间的沧海桑田了。

    等到白帆越来越“社论化”，越来越像他的党小组长后，即便睡到半夜，身体的某一部分不安分起来，伸手就摸到解决问题的白帆，也不再和白帆交流，只是闷声操练。多少次让白帆感到意犹未尽，声嘶力竭地让他“顶住，顶住！”他本可以像他们同居初期那样，两人豁出命去，求得生死与共的酣畅，可现在，白帆越让他“顶住”，他越是到点就放闸，似乎存心闪她一下，心中还暗暗对白帆笑道：哪个人敢调戏社论，又怎敢操社论呢？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你总能在那一万句里找到解决“顶住”的办法。

    其实，只要白帆说一句自己的话而不是社论上的话，胡秉宸都可以把这件事干得有声有色。

    可是白帆偏不，一旦从他身下抽身而去，就翻脸不认人地对他说：“抓紧时间休整一下，明天还要工作呢。”好像刚才忘形大呼，让他“顶住，顶住”的不是她，而是党小组长暂时脱了一下裤子。

    而一旦下了床，胡秉宸自然也不再是白帆的丈夫，而是她的部长。

    就是胡秉宸哪天情绪不错，和白帆开个玩笑，也会被她解释得面目全非；如此，下了班还留在办公室工作，就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胡秉宸官复原职后，时逢一九七五年东欧某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宴会。胡秉宸就座于第三桌主位，同桌还有几个部级干部，其中有位江青的boyfrien。对方是计划委员会主任，带领三位局级干部。该国是毛泽东钦定的修正主义，又长期没有接触，彼此都不知说什么为好。虽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胡秉宸也不便说什么，很尴尬，只好没话找话。

    对方有位女客指着桌上的花问：“这是什么花？”胡秉宸说：“假花。”便乖巧地拿了几朵放在她的面前。在对付女人方面，再没有比胡秉宸更得体的男人了。

    又有客人问江青的boyfriend：“你们中国的义务教育是几年？”

    boyfriend回答说：“我们是一边练功一边学习。”

    客人们愕然相对。

    胡秉宸一看要惹祸，就对boyfriend说：“人家问的是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几年，你要是知道就告诉他。”

    其他几位部级干部想笑又不敢笑，只好含糊过去。

    他后来对白帆说：“要是一个人哪儿都找不到一个讲真话的地方，非发疯不可。”

    前不久白帆来干校探亲。看看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胡秉宸早已幡然醒悟，想到全党全民命运系于一人之身，如果这个人身体或指导思想有问题，后果就太可怕了，还有那位旗手的问题，便对白帆说：“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毛之后才能解决了。”

    白帆说：“你居然说出这种话，思想太有问题了！”然后沉默不语，想着是否应该把胡秉宸这些思想向组织汇报，以挽救胡秉宸于一旦。白帆想些什么，胡秉宸一清二楚，不管工作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几十年他们没有白白日夜厮守。这个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与他哪里有一点相似之处？

    要不是胡秉宸连哄带骗，非惹出大祸不可。

    其实胡秉宸把自己估计过高了，他和白帆不同的只是皮毛，越接近底线，他们之间的差距越小。在奠定他们人生观的关键时期，他们喝得是同一口水，吃的是同一种粮。不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