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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史峤的重逢，使胡秉宸对吴为的感情起了质的转变。在一位老领导的遗体告别式上，走在胡秉宸前几位的一个男人突然倒地，有轰然一声倒了一座山的感觉，也许那人比较高大，更因为瘸跛。工作人员急忙将他抬到休息室去了。

    然后就听老战友们说晕倒的是史峤。

    自史峤从腰间拔出一支袖珍手枪，扑倒在大别山一条沟壑中等待他那位优秀侦察员之后，胡秉宸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峤因被捕问题又受到不少冲击，之后听说安排在党的哪个监察部门工作，然后又没有了消息。遗体告别后，胡秉宸到休息室探望，不论他对岁月沧桑有了多少认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儒雅的史峤。像刚从岁月的尘埃中爬出，灰头灰脑，除灵魂之光在眼睛深处那条时光隧道的人口偶尔一现却又立刻隐人黑暗时，哪里还看得出是大学的高才生？又哪里看得出曾“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因李琳叛变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又经组织甄别审查后，史峤以为一切问题一清二楚，根本没想到谁又在他的档案中加了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一直怀疑他有变节行为，直到乱了章法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才曝光。

    史峤何止是伤心！他是灰心，彻底地灰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从法西斯那里趸来的手艺都不能摧毁的史峤，却让灰心摧毁了。

    那时他反倒常常想起胡秉宸的兄长胡秉宸，终于懂得胡秉衰当年对他说的那些话，才叫句句是真理。回首当年，为什么不与莫逆胡秉宸一同去研究佛学？像他这种人，怎能不自量力地闹革命？不过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仅就他那一脸的苦相，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如说是一个圣徒或苦行僧。即便还是党内相当级别的一名领导时，也是一副无可言说的样子。

    曾有相当级别的史峤，也不知这个结论会随着时代变化升值，本采一两重的结论，可能会渐渐攀升到无法度量的地步。如果史峤知道这么回事，一定会像签订一份合同那样，逐字逐句按照法律条文将当初组织上的那个结论，规范得无隙可乘。可谁能看得到自己的档案？谁又能知道你的档案里塞了什么？

    这个不为史峤所知的包袱一背三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落实政策，变节行为一风吹去，可是他已进入暮年，耳聋眼花，又在关押中得了风湿痛，腿关节变形，行动不便，如一架报废的机器，这个落实又有什么意义？

    多少年来史峤都绕不过那个弯子：上级领导也好、同志也好，怎么不想想那个非常简单的推理？像他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地下党被捕，他们那个系统的地下工作何曾受到些许损失？他的出狱难道不是组织营救的结果？竟怀疑他有变节行为，像对待叛徒那样对待了他几十年！

    可就是没人想一想。不再以变节论处！难道还让他像重见天日似的高唱“太阳出来了”？

    几十年来风吹雨，除见老一些，胡秉宸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史峤一眼就认出了他，握一握手，默默相对，连一般的应酬话也没有。真是相逢一笑间，往事成烟。作为与他直线联系的下级，胡秉宸应该很清楚当时这件事，史峤也曾对调查他的人说，胡秉宸完全可以证实。胡秉宸也的确为他证实过，可那些人需要的不是事实，他们需要的是在蹂躏和作践中确认自我……还有什么可说？如果说一说之后这台机器还能启动，那就不妨说说；现在这台机器废都废掉了，还谈什么启动！胡秉宸只说了一句：“多多保重！”没有打探一句别后的情况，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或说一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总之说什么都不合适。

    史峤只说了句：“谢谢。”除此也是说什么都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