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足以体现出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事物，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持有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是那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学院，阿肯色州立大学、或伯比·琼斯学院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思学院（常青藤大学之一。一译者注）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中，他喜滋滋他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叫法上被称为大学的地方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的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的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会地位。

    当我们将自己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较比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大学毕业还是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理查德·伯那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1981年各地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广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或社会上，而且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立场》一书中，科尔曼和莱因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像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们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木(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莱因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