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美国著名小说家。一译者注）和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一译者注）这样典型的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用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和证明。他们俩谁也没能从他们选择的顶尖大学毕业，奥哈拉甚至都没去上他本可以去上的那鲁大学，他终生都在翻阅1924级的学校年鉴梦魂牵绕这件事。这二位都把他们的大学提到了神圣的位置，或者把大学看作一个可以通过归属感救赎自己的神圣会社，而且肯定都会把他们最崇尚的学校标志贴在他们的汽车后窗上。像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一样，他们俩都是“team player”(意为有合作精神并依赖于团队的人。一译者注），除非归属于某一团体，否则他们很难想象自己的身份。

    好学校所包含的社会影响力，在菲利普·罗思的《再见，哥伦布》（1959）中有很好的记述。书中的主人公在回忆时，对比了贫困的纽沃克的街道和中上阶层聚居的绍特黑尔的街道，后者都是根据名校的名字命名的，像阿姆赫斯特。贝都因、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等等。《社会名流纪事》杂志发现，由于如此经常地提到同样的那些学院，为了方便工作，以致不得不使用一张缩写字母表。常青藤联会的学校当然都在上面，不过也有霍巴尔德学院。里亥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兰斯里尔综合技术学院，以及拉特格斯大学。可以确信，如果不是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顽强记忆，常青藤学校的荣誉早就在普通大众中销声匿迹了。如果今天有两条船来往于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经营它们的公司不太可能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用耶鲁或哈佛来为船命名以便使它们更上档次。

    可是，常青藤学校对中上层阶级依然发挥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号召力，如果你没能去读它们，最好是“远离”它们，而且要有相当的距离，除非你碰巧就住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译者注）、普林斯顿、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所在地。一译者注）、汉诺维尔（达特茅思学院所在地。一译者注）一类的地方就另当别论了。但是那些推迟了上常青藤学校雄心壮志的人，正是居于更上层的阶级。正如里特·米尔观察到的情况，“去读哈佛或那鲁或普林斯顿已经不算什么了，只有去读那些排外的寄宿制预科学校才真正算数……”除非一个人上过哈奇基斯、戈罗顿、黑尔、圣马可、安多维尔、伊克塞特，或者米尔顿（均为美国以收费昂贵著称的预科寄宿学校。－译者注）等预科学校，不然整个拼命往常青藤学校里钻的做法从社会角度讲都像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还是取得不了上等人的地位。独具慧眼的《大学预科生手册》知道，上一所好的预科学校有多么重要，特别是一所有实力把学生“喂”进常青藤的预科学校。选择正确的学校是关键，因为“你打算……尽可能上最好的（学校），那样，你就可以在挥动手帕告别或拍打着胸膛唱某首歌的最后一节之后一劳永逸了。”“仅有成功还不够，”戈尔·维达尔说，“还必须有人失败。”光有一个威廉姆斯学院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南密西西比大学来衬托前者的价值，这样，双方才能在伟大的美国高校等级体系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很猾稽是不是？无可置疑，美国人为了令人厌倦的地位竞争目的，必须依赖高等教育体系。同样滑稽的是，为了维护这一目的，必须有像贝内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来保卫中上层阶级的尊严和荣誉，使其免遭揭露和低毁。如果这类事还带有喜剧性，那么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一点也不滑稽。由于这些大学在分配社会荣誉上拥有不同凡响的力量，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厮杀，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为了社会地位而碰得头破血流希望破灭的人，在高校校园里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进取心的学生，也包括那些本来计划要进哥伦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