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到来了，荒凉如圆明园遗迹的街道旁，救火车在喷射水柱，抢险队员在挖掘瓦砾中残存的生命，双层公共汽车像摸索着前进的瞎子，在弹坑之间小心地绕行，每天的路线都在“随机应变”。千百名管子工弓着腰在抢修裸露着的煤气、自来水管道。产科医院的地下室里，接生婆犹如炮兵似的戴起钢盔，迎接刻不容缓要诞生在战争中的婴儿。地铁车站成了市民的避难所，夜夜都黑压压挤满了人，囚犯似的席地而卧。天一亮，各自卷着毛毯，提着装了牙刷牙膏的小包，去解决肚子问题。送牛奶的老头儿忠于职守，又赶着那匹幸而昨夜没被炸死的老马上路了。邮差也又出动了，对写信有着特殊的偏爱的英国人并不因为轰炸而少写一点儿，反而由于亲友的阻隔和圣诞的即将来临，而使邮件大大增加，许多邮差不得不携带了太太来帮忙，头一天当助手，第二天就独当一面了。

    轰炸也无法阻止商品的流通，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店员在清扫了门前的碎玻璃和残砖烂瓦之后，还得耐心地用劫后幸存的货物打发购货欲旺盛的顾客。许多人深为没有抢在十月一号开始征收“消费税”之前买足必备物品而惋惜，如今每购一物都要交货价三分之一的税，也只好拼命往前挤！闹市上冒出了许许多多的摊贩，卖那些在逃难时最有用的东西：电筒、电池、防毒面具。银匠也在街头服务，卖的不是银首饰而是“脖饰”：像狗牌儿似的，上面为顾客刻上姓名，现卖现刻，这种生意一时颇为兴隆，买者无非是为了自己一旦被炸死便于被亲属认领尸首！还有做不花本钱的生意的：能说会道的吉卜赛流浪女人给那些惶惶然不知何日归天的人们看手相，预卜在这场大难之中的凶吉。当然，还有乞丐，盲人音乐家激昂地拉着帕格尼尼的变奏曲《卡玛尼奥拉》，把这首在断头台上反暴政、争自由的名曲拉得悲悲切切，技巧是拙劣的，情感却是真挚的……

    亨特家的那座哥特式尖顶的红砖瓦小楼在晨雾中苏醒了。连续几个月的轰炸，伦敦不知道被毁灭了多少建筑，死伤了多少人。汽车被震上房顶；炸弹把九层楼房一穿到底；压在房梁下的母亲强撑着身躯保护着怀中的婴儿等待援救，连续十几个小时背脊不曾弯曲；刚刚举行了婚礼的夫妇跨出教堂门便双双血肉横飞……这些新闻都已是平淡无奇的。而奇怪的倒是亨特家的这座百岁高龄的小楼竟然还没有轮上一颗炸弹，它只在无数次的哆嗦中甩掉了房顶的几块鳞甲，在饱经风霜的腰身上张开了几道裂纹，至今还挺立在东倒西歪的邻舍之间。奥立佛几次动员全家都到地铁车站去过夜，沙蒙。亨特却懒得去，他半开玩笑地说这座房子有“灵”，上次大战就没倒，这次也可能挺得过去，实则是他认为躲避是盲目的，有的人就是在东奔西逃时送了命，倒不如干脆“听天由命”。韩子奇也不肯走，这座房于里存着他从中国带来的珍贵收藏品。中国人习惯于把宝贝藏在身边，而不愿存入银行的保险柜，何况现在哪儿都不保险了。韩子奇要守着这些东西，他也不可能每天带着到地铁站去过夜，天明再搬回来。他更不能丢下这些比性命还宝贵的东西去“逃命”。最后的一致意见是把这些藏品，连同日用物品都搬到楼下的地下室去，大家夜晚都囚禁到地下，白天再出来放风。只有把希望寄托于命运了，如果炸弹不把楼基下的厚水泥板敲碎，就别无所求了。奥立佛以足够的耐心把地下室好好儿地布置了一番，弄了几张铁床，双层的，单层的——有人在做这种生意，把炸毁的破房中的钢筋拆下来，制成简易却牢固的床，专门卖给人们住防空壕时使用。床上铺了垫于，罩了床单，把每个人的日用品都搬下来，地下室里倒也住得“舒适”。平时大家难得这样挤在一起，临时避难的集体宿舍反而使人和人更加亲近了。亨特照例是上床就呼呼大睡，韩子奇则常常彻夜难眠，睡不着的时候，就和梁冰玉谈中国，谈北平，故乡的一切都是那么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