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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忧
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纔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纔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懮渐渐从心底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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