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情结
这种痛苦早就有过,而且都已老化为沉默。我想『牛车水”这个地名就是这样的沉默物。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倔强的语言硬块,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现代闹市间。据说新加坡开发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华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盘车从井里打水,然后又驱赶着牛车到各地卖水。每天清晨,这座四面环海却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来了,来自各国的漂泊者们都竖起耳朵期待着一种声音。木轮牛车缓缓地碾在街石上,终于传来一个极其珍贵的字眼:
水……!
当然是华语,那么婉转,那么回荡,那么自豪和骄傲!一声声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润。
如今,牛车水一带街道的旧屋门口,有时还能看到一些闲坐着的古稀老人。也许他们呵出过太多的水气,干瘪了,只剩下满脸沟壑般的皱纹。眼前,是他们呵出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在这座城市间,他们已成了陌生人。
看着他们木然的神情,我总会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论的含义,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华人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祝愿和告别中仍然裹卷着这种悲枪的意绪。
其三
英语里的billionaire翻译成华语成了“亿万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报中有“富婆”的字眼,我当然不会用在她头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华语还没有来得及为各种巨富调理好足够的词汇,我们不正在评说华语吗,这是华语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在李白的名字下请中国文人显然是合适的,但为什么要请我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从上海来。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纽约、旧金山、东京困难。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地道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茶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演员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演员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员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欲睡。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许多分支是很难学地道的,上海话就是其中的一种。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了两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图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