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见《文学界》杂志2003年4月号）村上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 （其次是《群魔》），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与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中，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前引《文学界》）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可能发生什么甚至已经在发生了，这也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 detac（超然），开始深入思考 commitment（介入）这一问题。而如果要commitment，就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的恶、现实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二元论社会的反抗》，《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应该说，这一主题在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当然，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也有不同的看法，这里略举一二，以备读者参考。2004年9月19日和11月12日《朝日新闻》分别发表了三浦雅士和香山理佳的评论。前者认为：“归根结底，主题在于每一个人所怀有的秘密，不能诉诸语言的秘密、不能互相谈论的秘密。不，秘密本身不是主题。对于怀有不能互相谈论的秘密所带来的悲哀，别人根本无法消除，所能做的无非悄悄并排坐下而已。此乃村上春树独特的主题、独特的旋律、独特的哲学。”后者表示的则是另一种观点：“新作讲的是少女在一个晚间获得再生的故事。似乎是说如今年轻人的再生和成长已不再发生于同社会相关的场所，而只能发生于在饮食店那种狭小空间所接触之人的范围内。在这里，村上大概想通过即物式描写来正面迎击年轻人的莫名其妙和日本社会的莫名其妙。”

    关于本书，最后还需要指出饶有兴味的一点：书中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是个会讲中国话的女孩，她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在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着中国出发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篇译序中有的观点是在同此书的责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电话交谈中产生的，因此不妨视之为我们共同的观点。另外，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小林康博先生和北京的颜峻先生为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音乐等方面的疑难问题提供了热情而极具专业水准的帮助，在此谨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

    欢迎读者朋友指出我笔下的不当之处或同我交流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来信仍请寄：266071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我期待着。

    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