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穿着粉红色洋装的马蒂像一朵风吹来的粉红色小花，那么一定是一阵长风，才能送着她飘过这么遥远的路程。

    在倒下去之前，马蒂徒步走过了大半个台北市。

    有很长一阵子，她多么希望就这样一直走下去。遇见绿灯就前行，遇见红灯就转弯，只是绝对不要停下脚步。因为一旦伫立，她就不免要思考，不免要面对何去何从。

    这台风后盛夏的傍晚，空气的燥热并不稍减于中午，马蒂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个下午。若非脚下的高跟鞋，她很愿意永远走下去。穿上这双高跟鞋是个可怕的错误。它们是她的鞋子中惟一正式的一双。虽然已略显老旧，鞋底隐秘的地方也有了小小的绽缝，但擦亮了之后，与她这身浅粉红色洋装是个出色搭配。它们是双美丽的鞋，天生不适合长途跋涉，而是用来出入高贵又华丽的场合。它们是一双宴会用的纤弱的高跟鞋。

    马蒂走到了台北的最南界，碰到景美溪之后就向右转，迎着夕阳继续前行，一边回想着琳达的婚宴。此刻婚宴上的欢言俏语都该沉寂了吧？但是马蒂留下的话题，恐怕是足够宾客们谈论很多年的。她后悔出席了这场婚礼。从接到琳达的镶金边红色喜帖开始，她曾经多次陷入长久的思索，怎么委婉地托故不赴宴，怎么提前捎去礼金，再怎么补救性地以书信向她致意。婚礼中有太多人，包括琳达，都是她不想再碰面的。终究这一天她还是整装以赴，穿上了最体面的一套洋装，最好的一双鞋，并且还提早出了门，成为这午餐婚宴上第一个就座的客人。

    到得委实太早了，这国际饭店豪华的宴客厅中，连礼金台都尚未布置妥当。系着蕾丝边围裙的女侍正在摆设花篮，两个着燕尾服的英俊服务生忙着安放婚照。

    没有任何接待，马蒂直接走进空荡的筵席中。一个年轻男子匆匆向她走来，走到一半又恍然止步，从口袋里摸出“总招待”红卡别在衣襟上。他很活泼地与马蒂握手，同时不失忧虑地瞄了一眼礼金台。这男人马蒂认识，是她大学同届的国术社社长。他并不记得她，完全依传统方式与她交换了名片。

    总招待以职业的热情细读马蒂的名片，盛赞她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显然她这名字的特色尚不足以唤起他的回忆，而马蒂对他的记忆却在这寒暄中复苏了。他叫陈瞿生，香港侨生，大一热烈追求琳达之际，讲得一口令人闻之失措的广东国语，如今这口音已完全地归化了台北。当年同班的琳达是马蒂的室友，一个礼拜中总有四五次夜不归营，全靠她在舍监面前打点。偶尔匆匆回宿舍换洗衣服，陈瞿生总是局坐在联谊厅中等待着，琳达有时候仿佛不想再出门了，就央马蒂下楼打发他回去。她很不乐意这差事，只好走到联谊厅门口与他距离数公尺之遥，挥挥手说：“琳达说她不下来了。”

    他则受惊一样迅速地起身，频频弯腰向她说：“多姐！”

    那是广东发音的多谢之意。

    现在回想起来，陈瞿生对她不具印象是很有理由的。为什么要记得她？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过友善的接触。这中间的疏离连她也无法明白。从离家搬进大学宿舍时开始，马蒂曾经对即将展开的独立生活充满了期待。她期待拥挤的宿舍能给她家的感觉——虽然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作为比对，但想像力可以弥补感觉上的空缺。她很快发觉琳达像一个迟来很多年的姐妹，只是这个姐妹又太早坠入了情网。

    支走陈瞿生之后，她多半会倚在舍监室的玻璃幕后，看他骑着摩托车的身影远去。他的摩托车侧边有一个特殊的铁架，安放他练国术用的双刀。摩托车走得很远很远了，双刀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光芒刺着她的眼睛，有时候，会疼得像是要落下眼泪。

    此时陈瞿生正准备引马蒂入座，他问她是男方或女方的来宾。女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