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惟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像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惟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