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1982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着工作人员的名，享受着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着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伙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

    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睛，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

    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着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

    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着我呢！再说他自己好像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

    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像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猎鹿人》、意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着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着……”

    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睛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龙点睛也便开门见山地回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

    韩一潭一愣：“你的稿子？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呀！”

    龙点睛点头：“对。我现在没稿子搁你这儿。我说的是七年前的那几首诗，写在一摞信纸上的，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的……”

    韩一潭更加吃惊：“你要那个干什么？那是歌颂‘革命样板戏’的吧？难道现在还有用？”

    龙点睛坦率地说：“不光是歌颂‘革命样板戏’，还批判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对我当然没有用，可丢在外头终究是块心病。”

    韩一潭心里一震。他说：“其实那不算什么问题。那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写了那种东西，我们刊物上就发过不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