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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在南郊的一幕：装载活羊的闷罐小车沿着专用铁路驶拢了那个肉联厂的专用车站，车停后很快有人拉开了一扇扇铁门。于是，一群群懵然无知的羊群便自动拥出车厢。在另外一些人的轰赶下顺着一条铁栅栏住的通道奔向一个宽大的仓库——它们在那里顶多只待上一夜，然后便被送去顺序加以宰杀。

    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文笔优美的作家叫阿城，曾写过一篇传诵一时的散文，讲在城北德胜门外看到从口外一路轰赶来也是供人宰杀的羊群，当想到那些羊竟然是自己把一身肉从几百里外不劳人类耗费运输工具而迢迢地运至屠场，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深思。

    但他十几年前目睹到那些羊群时，却全然没有悲怆的联想。他的阿姐、姐夫屈晋勇、侄儿屈嘹和侄女蒋飒，也一定没有。他们看到那景象甚至于非常快活。

    城北的那些“走羊”也许会被分散地用老式方法非常残忍地被宰杀掉，城南的这些“车羊”却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吊起来按顺序先被电击失去知觉，然后才被“科学地”、非常“羊道”地肢解……他随阿姐和勇哥参观那肉联厂的屠宰车间时很为新时代的技术进步而自豪。

    他们高兴，究其实，当然还并不是为了肉羊的丰收或屠宰技术的进步，而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中连续数年、充满奔波与不安的生活之后，阿姐一家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在部队那个文工团里，鞠琴、常延茂两口子，还有屈晋勇，原是很本分的成员。但在令人难以把握又难以逃避的政治风浪中，他们在所谓“五·一三”事件中，都站错了队。所谓“五·一三”事件，就是1967年5月13日，军队中的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萧华将军作词的《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而另一部分文工团成员在据说是萧华将军本人的暗示或至少是默许下去冲击了演出现场，不让他们演成，双方结果酿成了武斗。那一场部队文艺团体内部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很快由当时的林彪副主席和江青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做出了裁决，他们判定演出的一方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击演出的一方为被“一小撮坏人”操纵的犯错误者。这样，不久后鞠琴一家和勇哥一家便相继被文工团下放，鞠琴一家去了江西，鞠琴和常延茂都分配在南昌一个部队机关的宣传部当干事，勇哥被一家伙下放到了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倒是给了他一个兵团文艺宣传队副队长的职务，阿姐便在兵团下属的一个技术学校里教书。阿姐不能适应海南岛的生活，心理上总不能跟离开大陆的四面环海的岛地认同，便一再要求勇哥想办法调离海南岛，回到大陆上去——哪儿都行，只要别一躺下睡觉便总感觉屋子外头四面都是茫茫海水……后来想方设法托关系，总算调到了湛江，又转到肇庆。在肇庆时，他们万没想到林彪自己构成了一个“九·一三”事件，林仓皇出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林的那些亲信，黄永胜啦，吴法宪啦……全成了罪人。这样，当年林和其亲信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便不香了，而萧华将军却又复出，因此当年“五·一三”事件中冲击演出的一派，其罪名也便不再成立，这样，因“五·一三”事件站错了队而被下放的文工团员们，便纷纷要求“平反”，要求返京，鞠琴一家没等“四人帮”倒台便回到了北京，“四人帮”一倒，勇哥阿姐他们努力地争取，鞠琴常延茂鼎力相助，这样，在十几年前的那个初秋，他们终于也如愿以偿。

    勇哥回到北京，是用了“复员”的方式，这样当然就不是回到文工团去重操红氍毹上的旧业，而是分到了二商局下属的肉联厂，安排为工会主席。阿姐便相应安排到二商局所属的一个食品研究所。

    他记得，刚回到北京，在南郊的肉联厂里，阿姐一家暂时住在一间不足1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