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里，亲友们从外地寄达我那个胡同杂院小小东屋里的书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点，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从河南“五七”干校的来信，厚厚的一叠信纸，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使我惊喜不已。原来那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他坐着小板凳，掀开床褥，以铺板当桌，几乎写了一整天，专为我。这使我非常感动。他写他对北京的怀念，写着写着就信马由缰起来，写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热豆汁，就着炸成金黄色的焦圈儿，或者起着许多小泡泡的薄脆；还渴望在北京小胡同里的大槐树下，让晚风把满树的槐花瓣儿吹落一头一肩；甚至渴望让春天的沙风扑面而来，从而嗅到一股“沙尘的香味”。他又写到在“干校”的生活，写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电影，整整两个多小时里所放映的全是有关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记录片，大家竟目不转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经映完意犹未尽。又写到有一天集合排队，步行十几里去镇子里一个广场，看县里一个剧团演样板戏《沙家浜》，因为去的人太多了，观众席又无坡度，结果除头几排外后面的人几乎都觉得看不见台上的演出，于是乎往前拥，于是乎争吵，于是乎推搡，最后竟至于大打出手，甘蔗头和甘蔗皮满天飞，人们的审美饥渴化为了一片原始的宣泄……读完这封信我非常忧郁，我强烈地思念曹叔，渴望与他同桌对酌，仿佛我能抚慰他那在深处寂寞着并憧憬着的心灵。

    几年以后，已经粉碎了“四人帮”，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收到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复刊的《儿童文学》寄给我的一张“内部电影观摩票”，演出的节目是西方电影。放映的场所是一处内部礼堂，我以一种空前的荣幸感凭票进入了那所礼堂，从下公共汽车起直到进入礼堂大门，我穿过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于试图抢票的人群；开始放映电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听到一阵阵猛烈的撞击声，不是银幕上传来的，而是已经紧闭的礼堂大门被由于极度想进场观看而未能得以进场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击，那声音清楚地表露着他们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脚踢而是用整个肉身在撞，实在是惊心动魄！我看不下电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这封信，我洞见了普通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最纯朴的渴求与一种最浑黑的寂寞以及试图冲出这种寂寞的暴烈挣扎，我鼻子发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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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曹叔给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过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因为他回到北京后并没有来找过我，估计他也并没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并没有重温到槐花的芬芳与沙尘的馨香。

    是组织上通知他并让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时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铁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务由工程兵部队承担，该部队有一支庞大的汽车队，负责运输土方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车队的司机大多是些十分年轻的义务兵，他们经验不足，特别是以往习惯于野外作业，到了这人烟稠密的城市难以迅即适应，自然也还因为北京人中总有那么不小的一部分对汽车并不怀着畏惧心理，特别是年轻的骑自行车人，从而常常酿出恶性车祸。

    在那几年的许许多多这类车祸中，有一桩出在东单。一位工程兵的大车司机在慢车道上撞死了一位骑车人。撞死人的战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岁。那被撞死的小伙子骑的是一辆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凤凰车，手腕上戴着一块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全钢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队十分重视每一桩他们属下造成的车祸，甚至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了若干精明强干的人员，按部就班地处理每一桩有关事宜。这桩车祸发生后他们处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时、大度、精心。

    他们查实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动到所属工厂致歉，并由工厂方面陪同到了死难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亲诚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