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在失去父亲以后从内心里迸发出了强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们也都真的流泻出超乎我预料的悲痛。原来爷爷在大限来临之前，挣扎着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能为分房子坚持到底……”的确，按分房委员会的计分法及规定，他家爷爷一死，他们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两居室。

    当我陪着曹叔去寄存曹爷爷的骨灰盒时，我痛切地感觉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计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脑子里不知为什么浮出了那胡同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后来我再骑车去那院墙外张望，土山连同四角亭都没有了，那里正在盖一座楼房。原有的居民都迁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里遇上一位端着脏土盆倒垃圾的小脚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该去的都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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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在去，来的倒也在来。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该来的都来。

    80年代以后，我自己家的各个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变化，这暂且不说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渐好转起来，头一项，就是终于住进了新住宅区——团结湖的单元楼，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爷爷临终遗言传出去以后，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仅家里明摆着有两个大女儿，沁表妹在上海的户口问题遇到了麻烦，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关“干校子女”的政策仍迁回北京，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们高高兴兴地迁入新居以后，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来去看望多年不见的兄妹，二来好把沁表妹的户口归属落实——这倒不成为她的心病，因为无论沁表妹最后是在上海落户还是回北京团聚，都令人高兴，只要不再悬着就好。此外还有一桩喜事——四娘那已经35岁多年落实不了对象的儿子沈锡松，终于宣布要在国庆节结婚，八娘正好可以赶上他的婚礼，热闹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周，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来，爱人上工去了，我不会做饭，便请曹叔上什刹海边银锭桥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后，我才发现曹叔眼神有些异样。我原以为他是八娘不在，发闷无聊才来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里出了点什么事，是涧表妹又有什么古怪的表现？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后精神状态不能稳定？我只是望着曹叔，等他开口。

    我们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杨树，以及它们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风吹得不断抖动的图像，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在湖边倚着铁栅栏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内外的糖葫芦无人问津，倒引来了几只粉蝶上下翻飞；曹叔望着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对我说：“你四娘没有了……”

    我吃了一惊。四娘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很短，就是有一年她从上海来北京散心，住在八娘家中，那时候涧表妹她们都还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带着头两个表妹去游颐和园，当中要换几次车，每次一挤上公共汽车四娘就抢着去为大家买票，那阵式就像在抢银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从同一个车门上的，她买妥票后总要扯着大嗓门用地道的四川话嚷：“买了票了啊！八妹你们就莫买了啊！”那声音响彻全车，引得许多人既张望她又转头张望猜想中的“八妹你们”，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场合都使用这种大嗓门讲话，在家里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气听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稳当些嘛！”“哪个说的啊！那啷么得行啊！”“完了！未必哪个是哄你们么！”其实，她那么甩着大嗓门讲话不仅绝非吵架，而且是诚心诚意地倾泻着亲热。这也许是我们四川人的一大特点，所谓谈话十分“展劲”。前几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时刚在床上靠靠想养会儿神，就听见走廊里好一阵吵骂声，几个人都甩着大嗓门，声音既高昂又急切，还夹杂着拍击身体的声音和尖叫，我实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门劝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几位服务员在极为亲热的互相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