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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轻的女性。自称来自遥远的故乡。她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没有在家里检查别人工作证的习惯。我细细打量她，我真怀疑她来自那遥远的县城。她的衣着很入时，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领衬衣显然是价值不菲的来料加工然后又“外转内”的三件套；只是脚上的一双半高跟鞋样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气；不过在我们这个大都会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让港台而鞋袜大为“露怯”。据说有位境外的摄影家来大陆后专门拍了一组都会女郎的照片，裁为两截刊载在杂志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说明词是：“猜一猜，她们行走在香港、台北还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说明词则是：“不用猜，全是大陆靓女。”来客落座后进一步说明来意，是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况。我不免发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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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舅舅是我母亲的从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唤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应称为八姨父，因为觉得绕嘴，他姓曹，我便称他为曹叔。按说“七舅舅”这么三个音节的称谓也够绕嘴的，但不仅是我，我们家族中与我平辈的，也都不简化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们，提起来也是说“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说成“你七舅”如何。多一个音节少一个音节值得这么细交代么？值得。细细推敲，“曹叔”、“七舅”这类双音节称谓，似乎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而“七舅舅”，就化为柔曼的韵味了。的确，回忆起来，我的这位七舅舅，无论形象、性格、做派，都绝少阳刚之气而只使人联想到天鹅绒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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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代初，我已随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学。一天放学回家，见家里来了两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觉得他处处都是圆的。圆圆的脑袋(他不留长发，我每次见到他，他总像刚从理发馆里理完发出来，不是时下时兴的那种有棱角的“板寸”，而是随头形而保持等长的短发），圆圆的光下巴；圆圆的肚皮；圆圆的手；圆圆的鞋头。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圆形的。母亲一旁对我说：“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刚下火车哩。”我叫过七舅舅，便去亲热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没有什么特色，但我记得母亲多次谈过，我落生时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个助产护士。七舅舅是个牙医。

    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时间来北京游览。他们来自上海。父亲因为天天要去机关上班，不能陪他们，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但一来体力不支难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须在家里安排饭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们，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学、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课堂上托腮与他们一起神游。

    别看七舅舅那么富态，似乎行动不那么利索，他的游兴可真浓得出奇。天天早出晚归倒也罢了，他的一大特点，是要按照旅游地图和指南上所标示介绍的一一游遍。没几天以后我就发现七舅母宁愿留在家同母亲折豆角、擀米粉、聊闲天，也不愿再随他出游了。七舅舅的旅游地图和指南不止一种，有解放后也有解放前的，至于当时新出版的，有多少种他就买多少种。一天吃早点时他问我父亲：“利玛窦墓怎么个去法哇？”我父亲称得上是个“北京通”了，在这个问题面前却也张口结舌。但傍晚时七舅舅兴冲冲地回来了，满面红光地向大家宣布，他终于在阜成门外的一个什么旮旯里找到了利玛窦墓。我母亲问他风景究竟如何？他说有一块碑，他见到了。

    父亲望望他，不问什么也不说什么。后来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听父亲向母亲议论七舅舅说：“他那个人呀，连利玛窦墓那样的小风景也不放过，可他根本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哪里品得出滋味来？他是急匆匆地把旅游图和指南书上提到的地方都转上一圈，满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