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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得到的信息都说明七舅舅是个绝对不问政治的人。过往北京的亲友们，特别是我这一辈的，常常传说一些关于七舅舅的笑话，比如他家中虽然既订有《解放日报》又订有《文汇报》还加上《新民晚报》，但这绝不是因为他对时事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兴趣(很长时期里这些报纸的时事报道是大同小异乃至于完全相同的，最关心时事的人也订一份足矣)，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的广告栏中戏曲演出的广告常可互为补充，如有一两份报纸因故未登完全，则另一份报纸上必可钩沉，便于他遍看诸戏。上海最常演出的戏曲是越剧和沪剧，尽管七舅舅始终不会说江浙话并且不能完全听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对越剧和沪剧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饴。

    有一则轶闻大约过分夸张，属演义性质，但听完细想，倒也恰能传神。据说60年代初，大约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两党的分歧已通过报上刊登的“公开信”暴露于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饭桌上听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几乎每餐总要留亲友乃至偶然造访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饭——大声议论时事，不禁难得地开口问道：“怎么？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觑，老天爷！他怎么才知道！都撤了一两年了！大家争先恐后、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输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轻松而闲适地吃饭，也不知道他听进了多少大家讲的政治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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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来临时，我惊吓成了一只傻鸭。但到1966年秋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以及第一茬“革委会”相继被“造反派”轰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现了一种绝对混乱的局面，绝对的混乱造成了权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松了一口气，适逢“革命大串联”之风兴起，因此我也便裹挟在“大串联”的旋风里，挤进了沙丁鱼罐头般的硬座车厢，钻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几个小时，串联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时，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时并不同他们通信，依北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准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真不知我能否顺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离市中心并不太远的近郊新居民区中。我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并很顺利地见到了他们二位。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约属于上海市民中最早住进单元楼房的幸运儿。他们的住房宽敞而整洁。七舅母见到我是“惊呼热中肠”，七舅舅呢，却淡淡的，仿佛我们不是十多年未见，而是昨天才刚刚见过。我见他们的家具摆设十分质朴，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破四旧”时把那些碍眼的东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儿瑶表妹住在他们那里，遂告诉我，他们这里原来也并无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我在那里住了几天，渐渐知道多年来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么过的。他们过得很舒服很实惠，应有的尽有，但避免一切多余的“符号”。比如他们的床虽是宽大的席梦思床，但床栏绝无新奇的样式与装饰，铺的床单、枕巾、枕套以及罩单，质地优良但一律素色或仅有条纹或格子，没有一点花朵或其他的图案；沙发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样单调而古板；墙上不挂任何照片、图画或装饰品，没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纯装饰性的摆设；暖水瓶有好几个，但也都是素色外壳的；走进卫生间，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没有图案的；书架上除了医学书和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没有任何一种文艺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游图和旅游指南其实算不得什么“四旧”，但“文革”一起来都当废纸卖掉了。瑶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壶给我看，笑着说：“惟一有点‘四旧’的就是这只壶，是六娘给七舅舅他们买的，上头原来有牛郎织女渡鹊桥的图画，可是我拿张白纸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