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了那遥远的故乡县城。幼儿时母亲曾带我回过故乡，不过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对故乡的感知是“文革”中回那里看望“复员”的父亲和跟随他的母亲。记得是在一个只停车两分钟的小站下的火车，下车时天麻黑。那地方只有两栋建筑，一栋是小站的候车室及办公室，一栋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公共厕所。我在小站那小小的候车室的一条破朽的长椅上睡了一夜，半夜几次被臭虫咬醒，但我居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地在那里熬到了天亮，天亮以后，我利用了那叹为观止的公厕，然后步行两里路去圩上赶搭长途公共汽车。那汽车是从城里淘汰下来的，前面有“大鼻子”，所有窗玻璃都缺失了，因此通风状态极其良好。上车后我占据了一个靠近司机的座位，司机座位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拙劣的书法写着：“禁止吸烟。严禁与司机谈话”。司机上来了，与当地满目皆类的众人那矮小精瘦的形象呈鲜明的对比，竟是一位横宽的胖子。他一上车便有人向他进烟，他便立即抽起了香烟，车子发动、行驶了，他不断扭过头来，同后面的熟人聊天，言谈极欢，那块禁止吸烟及禁止与司机谈话的木牌就在他头上晃动。通向故乡的公路是没有柏油只铺沙石的“战备公路”，高低起伏，时有丘陵上的盘旋，虽然所经的山路难称险峻，但偶尔车窗外也能呈现出十几米几十米的落差。那司机满不在乎地一边吸烟一边扭头说笑地开车，车身颠簸而转弯急促，使我一颗心不时跳到嗓子眼儿，于是我终于憋不住地问那司机：“这条路上，翻过车么？”他望着我，嘿嘿地笑着说：“啷个没翻过车，你往右首看嘛，那不就是几日前翻的？”车子猛地一抖，擦着崖边的界石一转，我朝他头甩的方向一望，果然，崖下有辆已经摔瘪的四轮朝天的破汽车……

    尽管那时的北京城远不能和如今的北京城相比，但毕竟有北京饭店，有王府井大街，有三开门的长型公共汽车，有冰激凌和橘子汽水，也就是说总还有点现代化的气息，而遥远的故乡啊，水田中迟缓的耕牛，竹丛中陈旧的瓦房，小路上头缠旧布肩背箩筐腿脚暴突着蚯蚓般青筋血管的乡亲，都使我觉得历史的篇页仿佛在这里掀翻不动停滞沉落……

    然而我很快也就改变了想法，我注意到那简易公路一旁每隔百米左右便有一座新砌出的小碑座，尽管用砖材不多而以土坯堆砌为主，但碑顶上还是做成宫殿式华盖，中心刷上白粉，而以红颜料书写着“最高指示”，这就提醒着我历史的脚步并没有绕过这穷乡僻壤。这毕竟是1923年便有了第一个党支部的地方。

    几乎经历了整天的颠簸，终于开到县城了。我很惊讶于县城几条用青灰和炉渣铺成的马路，为何呈现出明显的球面形，中间比两边竟高出一尺左右，后来我父亲告诉我，他们是仿效城里的柏油路来铺敷的，但考虑到晾晒稻谷及雨后泄洪的需要，所以修成了这样的拱形。在故乡父母的居处我遇到了许多的亲戚，有在县政府工作多年仍未到过省城的小干部；有在县中学教了多年初中物理课但仍然没有使用过电灯的老教师；也有算是当地打扮最时髦的青年问我从北京的五层楼房上朝下看腿会不会发软？……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爱自己的故乡，毕竟这里的穷山恶水养育出了我们家族——父系的和母系的。出现了我爷爷、我父亲、我七舅舅等许许多多走出那狭小的天地的各式人物，他们的个人命运，或强烈或微弱，或一度或长期地与民族的现代当代历史进程相交融。

    前两年我回过一次故乡，严格地说是路过故乡，我是随一个参观团去往一处著名的摩崖石刻。旅游车在故乡停下来，用两小时给大家吃饭。我很惊讶，公路依然大部分还是沙石铺的简易公路，但那一座座的“最高指示”碑已无影无踪，真不懂为什么连一座也不加保留，就如同现在许多家庭中居然找不到一册“最高指示”的语录一样，那时候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