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过好多次冲突，记得阿姐蹲在地板上哭，说二哥打了她……但等他长大以后，提及这个印象时，二哥矢口否认，阿姐也含含混混地说：“晓得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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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对重庆人是个命运的分界线。1949年10月1日还并不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声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来有的史书记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固然实质上是那么一个意思，但你如果注意看有关的电影记录片，就会发现他宣布的还是政府的成立)，毛泽东那庄严的宣布使得北京城一片欢腾，然而同一时间的重庆城市面上却异常地沉寂，因为那时候重庆还没有解放，解放军还没有突进到那里；当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经飞往台湾，政权机构实际上已经瘫痪，驻军也已开始自动溃散，或在准备投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地准备着接应解放军，却也尚未正式公开亮相；盼望解放军到来的人们或待在家里收听北京传来的电波，或者到街上喜形于色地聚集议论，但也还没有条件公开地集会欢呼；心怀不满乃至充满恐惧又没有条件远走高飞的人，则各自打着形形色色的应付变局的算盘；也有为数不少的中间派，他们对腐败已极的国民党毫无眷恋，对神秘莫测的共产党即将到来又多少有些惴惴不安；还有一些小市民、流氓地痞、社会渣滓，则利用社会的真空状态和混乱局面拼命捞钱，捞好处，捞原来还不敢捞、不敢那么粗鄙那么残忍地去捞的东西，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到坑蒙拐骗、抢劫奸淫，无所不为，无奇不有……这局面直到1949年冬天解放军开进重庆才终于结束，并相当迅速地建立起了一种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新秩序。

    自1950年重庆人各自重新确立自己的命运，该翻身的翻身，该倒霉的倒霉，该侥幸的侥幸，该沉沦的沉沦，就是到头来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既没提升也没下降的中间一群，也都经过了重新定位。

    他的父亲在这一命运中转站，搭乘的是一趟上升的车。同是国民党重庆关的职员，有的被共产党逮捕镇压，有的被送去劳改，有的被遣散，有的只是暂时留用或留而不用，但也有一小部分不仅被共产党的人民海关留用，而且还相当信任地加以重用，他父亲即属于其中之一——当时北京的人民政府成立了海关总署，他父亲被召唤入京到总署工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父亲早在1945年以后就不仅同重庆关里的地下党员过从甚密，心照不宣地为他们打了不少掩护，更在1949年的变局中与地下党密切合作，为保存和移交重庆海关的财产——特别是大批查缉走私的掳获物，其中许多是新政权急需的无法从他处得到的物品——做出了实际的贡献。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海关是一种专业性很强而行业外的人又很难一下子熟悉掌握的职能部门，人民海关必须团结依靠一批旧海关的有专业职能的人员，方能迅捷地开展工作。重庆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他叫他方伯伯，还有方伯伯的太太他叫方伯母——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们对他父亲的推荐，起了最直接的作用。方伯伯方伯母一家比他家更早地北上了，他们到北京将担任相当高的领导职务。方伯伯方伯母原来一个西装革履，一个旗袍高跟鞋，俨然一副国民党高级职员的做派，到他家来搓麻将时一个捏着玉石烟嘴抽美国香烟，一个摇着檀香扇晃着金耳坠，“蒋先生”、“蒋太太”、“小少爷”的称呼不绝于耳，但重庆一解放，他们便立即成为了共产党接收重庆关小组中的重要成员，一个一身灰布中山装，一个一身蓝布列宁装，再到他家来时，“蒋同志”、“蒋大嫂”、“小同志”的称呼叫得既亲热又清脆……他后来懂得前一种面貌全是为了作掩护，方伯伯方伯母到重庆关以前原是在延安的党校里学习过的……

    他家到了北京住进了隆福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