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小酒馆，全是男人，只有酒馆老板是个中年妇女，大家便一边喝酒一边非常自然非常松弛非常坦率地百无禁忌地聊了起来，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简单，其中最昂贵的也无非是猪耳朵和茶叶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记得没有人吵骂，没有人斗殴，最后三三两两互相搀扶着，非常高兴地各自回到住处……二哥说喝酒当中也没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礼，再议论到死亡，人们真是非常尽兴地继续过自己那平凡而单调，然而又极为珍贵和实质上非常庄严的生活……

    也许，大哥那位名叫邹志彪的战友的大义灭亲之举，给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种不可摆脱的投影？他不敢断定。但他却可以确定，类似小镇葬礼那样的经历，给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种强有力的催化剂，使得后来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样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样阴柔。同父同母的亲手足，他们的人性和禀赋是可以有着巨大差异的啊！可惜不能对当年邻居甘木匠的那九个子女进行追踪考察，想来那之间的种种相异乃至于强烈反差，会更加引动我们对生命存在的惊奇与探究吧？

    9

    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即使如大哥那样已是解放军的军官，却也总无那样的喜讯传来。紧跟着父母便希望头三个儿子——都已20多岁，大哥且已年近30——能够找到对象，结婚成家。眼看着干女儿鞠琴、外甥女田月明都结婚了，同院比如钟先生那个瘦干巴的女儿和那个戴着如瓶子底般的厚近视镜的儿子也结婚了，可自己家呢？不仅人家问到儿女中可有党员时脸上无光，人家问到抱孙子否时更是尴尬。

    他记得父母为此同小哥发生过冲突。有一天小哥从大学里回来——那时他已快毕业——母亲便问他究竟有没有女朋友，说实在自己交不上便请人介绍好了，话没说完，小哥便粗暴地打断她说：“烦死了，烦死了，我的事你们别管！什么请人介绍，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思，我一回家你们就打电话把锡梅叫来，还不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好起来……你以为亲上加亲，会有个孝顺婆婆的媳妇，像薛宝钗似的！打的什么算盘！把话说死了吧！我就是一辈子单身，也不可能跟沈锡梅好！……”这话大大地伤了母亲的心，母亲便说：“你什么话！我图个什么！你自己的事你自己不操心，我做母亲的能不想想吗？锡梅长相是差一点儿，可心眼儿好，很踏实，她那个单位里上上下下，谁都说她好话，你不喜欢她也就算了，怎么能臭她？过日子又不是看小说演戏，哪里去真找个薛宝钗来？……”小哥在家门外头是以温柔驯良著称的，回到家里有时候犯起浑来那可是恶声恶气、不管不顾，他见母亲生了气不但不知趣回避，反而迎上去夹枪带棒地说：“哪个说沈锡梅长得丑了？什么叫‘不是看小说唱戏’？我爱唱戏怎么了？招谁惹谁了？大哥二哥不在眼前，光拿我出气！抱不上孙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你生气也犯不上先找着我，先找大哥二哥他们去！我就知道你事事向着他们，护着他们，他们介绍些同事朋友来，又留饭又留宿，不知道该怎么捧着才好，我不过带几个唱戏的朋友来白唱一会儿戏，喝几杯茶，看你们那嘴脸，就好像占了家里多大便宜似的！……”

    小哥这话就把父亲也牵进去了，父亲在里屋早听着不对，便踱出来责备他说：“平儿你莫要乱讲，你妈和我什么时候又嫌过你那些唱戏的朋友！只是我们也真不明白，难道你那唱戏的朋友里就没有你看得上的女性？又难道那些女戏友里竟没有一个人对你有意？你们台上唱了那么多风月戏文，台下总该有些假戏真做的事情才对……”谁知母亲一听这话反帮小哥解释起来：“怎么没有？那唱小生的何康和唱须生的范玉娥就是一对嘛，听说詹德娟跟程雄也很接近，只是我们盈平脸皮儿薄，他纵然喜欢上了哪一个，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