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志向远大，铁了心要当“一代名妓”，背着照像机没黑没夜地到处跑，他们单位有宿舍，但姐姐死活都不让他去住，说那里又阴又湿，只适合窖藏萝卜，这样在我家一挤就是两年多，他们住我隔壁，经常在半夜里把铁床摇得哐啷哐啷响，吵得我心烦意乱，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跳起来捶墙抗议，让我的名妓姐夫脸红了好几天。从94年开始，他们就闹开了感情危机，大概也是什么几年之痒吧，一天吵八十遍，吵完后姐夫黯然离去，姐姐哭得像支蜡烛。快过春节的时候，他们不知为什么又发动起战争，姐姐当时已经怀孕了，气得浑身哆嗦，挥拳痛打我那可怜的尚未长腿的外甥。姐夫可怜巴巴地靠墙站着，一句话都不说，我路见不平一声吼，说我姐蛮横无理，欺负老实人也不能这么个欺负法。我姐愤怒得不可理喻，施展降龙神掌，把墙打得砰砰作响，一边悲愤地控诉：“天啊，连你都不帮我！你晓不晓得他在外面有情人？！”

    七年之后我知道这事很平常。走在成都的大街上，我不知道哪个男人能忠诚到底，也不知道哪个女人会永远坚贞，背叛和放纵似乎已经成了这时代的通行证，正像王大头的名言：“谁家肥水不外流？”但在1994年，那个仍然对爱情抱有幻想，仍然有几分单纯的陈重愤怒得差点把楼板顶穿，他一跃而起，口中嗬嗬有声，像头发怒的公牛一样扑向他姐夫。在今天看来，这个举动更像一个荒诞的寓言，关于生活的原则，关于作人的底线。而背景永远是一片哭声，姐姐大声哭，妈妈小声哭，姐夫一屁股坐到地上，双手抱头，浑身颤抖着哭。

    这事对我姐而言，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她坚持冷战了两个月，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我怀疑嘟嘟身体不好就是这个原因。那肯定也是姐夫最难熬的时光，顶着我的白眼和爸妈冷漠的面孔，面朝我姐的后脑勺，一次次地真诚忏悔，到最后连我都感动了。我姐也半推半就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家，打叠起十二分的精神，卖汽车、哄孩子，一副贤妻良母的派头。姐夫这几年混得不错，搞了几个大新闻，还去中东走了一趟，据说马上就要提副主编。我姐的脸上越发有了光彩，每次回来都要夸耀他的光辉业绩，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还说他现在走到哪里都不忘打电话汇报行踪，每月工资自觉上交，由家务院总理——我姐按需发放。我姐的脊椎有毛病，他无师自通的学会了按摩，每天晚上都要在她后背上施展拳脚，说这是合法的虐待老婆，“不打白不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