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