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那蜿蜒长长的嫁妆行列的排场，仍然足以让人想到名门世家的情形，亲戚、朋友、村里的热心人士都来道喜。

    徐新伯保正身上穿着新做的礼服，胸前佩着绅章。他是主宾，坐在正厅的上座，主要的宾客都坐在正厅之席。鸦片桶代表胡家担任招待，太明亲自向客人敬酒，酒酣时候，徐新伯不客气的照例大声发表社会评论：‘不识时势出头的家伙是傻瓜，什么社交啦、关说啦，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从前也一样。只是说法有异，总之，不过是把有关于金钱的事说得好听罢了。从前则话说得露骨，所谓有钱有理，钱能左右正义，如今则是律师，或关说，其实还是钱在发挥作用。我在十几年前就知道这种事。公学校的训导价值二千元。’他稍停顿一下，得意的环视大家，于是用五根手指拨摸颚须说：‘留学生无价值，这批评，是当时我进步的看法，大家不懂还一直说我的头脑古板。怎么样？如今不懂的人还是不懂。上次胡先生的夫人被打。抛出二千元看看，那效果比十个留学生的智慧大多了。要关说将一个工头炒鱿鱼，别说要二千元关说费，五百元就足够了。若是我三百元就可让他被炒鱿鱼。’他趁着酒势放言高论，因为他是保正大家都默默的听着，但内心都不服。只有鸦片桶陪着笑脸。徐新伯又乘势说：‘太明君知道守本分，所以是了不起的，像我一个亲戚，法政大学毕业后出任名誉乡长，每个月只有三、四十元车马费，但月月的交际费、活动费等的开销，使他的父母叫苦连天，终于只当了一任期就差一点破产了。而辞了乡长职，委任官又当不成，当雇员可笑没面子不能做。结果当名誉乡长也不过是“赐金碗”（虚有其表）罢了。还有比这种情形更傻的呢，那就是一些搞思想运动的人，一时那么风光的到各地演讲，现在几乎都身系囹圄的呻吟着。曾经来庙口演讲的姓詹和姓蓝的都被关在牢里了。我夙有先见之间明，让子弟受教育，我认为受六年公学校教育就很够了…。’徐新伯像教训大家似的长篇大论终于完毕。酒过数巡，大家乘兴愉快地闹着，但向来这种场合总要说一言的鸦片桶，近年来遇到手头的不景气说话少了。阿三和阿四对徐新伯的话随声附和，助酒兴，但因为沦落到打零工，已不再在绅士之间饶舌。太明听了徐新伯这番话，忍着窝囊气，尽主人的礼貌招待他。

    秋云出嫁的喜事办完，家里便只有太明和母亲两人。母亲虽然希望太明早日成亲，但因为本人无意也不勉强硬劝他。母亲为了排遣无聊，有时便到太明妹妹家。妹婿是开业的医师，处事得体的好人。有时妹妹回娘家他总是陪着来。太明原觉得医生就像卖蒸馏水，如剥削钱财的税务官一样，对这两种人没有好感，但他和妹婿谈笑之中，这种观念被修正了。妹婿曾这样说：‘我的对象是疾病，而不是金钱。我希望一生救助十万个人，但不想赚十万元。然而若救了十万人便可得十万元。’他说着笑了。他的说法令人觉得相当滑头，却不令人觉得是一个普通的俗医。

    妹妹的结婚告一个段落，太明安心了，又闭入自己一个人的思考中。如今他对于祖父私淑陶渊明，醉心老庄的境涯感到羡慕。若是能够他希望春、夏、秋、冬都过去了，一下子成为老人。否则年轻的肉体里燃烧着希望和理想，使他对于现在的失业感到如深刻的刑罚似的。他为了要理清这种心情，以求得一处安住之地，那么他应往何处去呢？而老子的幽玄哲理、孔子的教诲都没有指示他一条路。他只有在荆棘的路上挣扎着独自寂寞地行走着。正月又到了。屋后的橘子结实累累。他徘徊着出去橘子园走着。蓦地看见去年剪了的枝子上长出新枝，结了金黄色的果实。那新枝比剪前结出更美的橘子。他那时把思考着的结婚问题，在心底仔细咀嚼地想起来。若是结婚了便会生孩子，生殖了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被人蔑称‘你呀！’他想，‘若是被叫你呀－，一代就够了’，他这样反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