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以普通的额度了事。一些和太明同时被叫去的人，对于太明的做法都心中称快，归途有人说：‘给台湾人一顶帽子（地位），他便不顾别人的死活啦。’这样纷纷批评乡长助理。

    有乡长助理这样的人，但也有人打心底愿意皇民化，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台湾人与日本之间的隔阂，因此而真正烦恼的台湾人。

    有一天，突然来访太明的公学校时代的同事李训导，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二十年没见面，他看来很苍老简直判若别人，姓名也改为日本名的‘吉村’。他仍然过着教坛生活，但最近似乎精神很空虚的样子。

    ‘我执教鞭二十年了，因此都可以获得勋章了。在这期间，我诚心诚意的努力皇民化运动，做到’国语家庭‘化自不在话下，而且改姓名等，不顾父母的反对最先实行。我觉得自己一代的吃苦头，若能赚得子孙的幸福，还是划得来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呢？我觉得越沿着其线努力，反而越离开其线。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长久传统和历史，但我们却没有这些。这种隔阂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如今看来，人为无可奈何的事，我却一直努力打拼着呢。’他这样说着，寂寞地笑了。我们无法说他这是愚昧的努力而笑。至少这里有一个从别的意味而言真的苦恼着的人。这也是台湾人的悲剧。太明无话可安慰他，只是暗然默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