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闭臭，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真是一粒谷子千滴汗啊。他乏味，受不了这份苦、脏、累。他生成就不是个正经八板的作田佬，而生成是个跑公差吃活水饭的人。两三年下来，他田里草比禾深，土里藏得下鼠兔。后来他索性算它个毬，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了锈。他开始偷偷地、暗暗地变卖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箱箱柜柜的，都是人民币。人民币虽说是纸印的，哗哗响，却比解放前那叮叮当当的“袁大头”还顶事呢。他上馆子，下酒铺，从不敢大吃大喝，大手大脚，颇为紧吃慢用，细水长流，却也吃喝得满脸泛红，油光嘴亮，胖胖乎乎的发了体。有时本镇上的居民，半月一月都不见他的吊脚楼上空冒一次炊烟，还以为他学了什么道法，得了什么仙术，现成的鸡鸭酒席由着他招手即来，摆手则去，连杯盘碗筷都不消动手洗呢。

    常言道：“攒钱好比金挑土，花钱好比浪淘沙”，“坐吃山空”。几年日子混下来，王秋赦媳妇都没讨上一个，吊脚楼里的家什已经十停去了八停。就连衣服、裤子也筋吊吊的，现出土改翻身前的破落相来了。本镇上的居民们给他取下了几个外号：一是“王秋赊”，一年四季赊账借钱度日；一是“王秋蛇”，秋天的蛇在进洞冬眠前最是忌动，懒蛇；一是“王秋奢”，讲他手指缝缝流金走银，几年功夫就把一份产业吃花尽了。他则讲这些给他取外号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而另一些跟他一起当“土改根子”的翻身户，几年里却大出息了，买的买水牛，添的添谷仓，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他看了好眼红。他盼着有朝一日又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胜利果实。“娘卖乖！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他躺在吊脚楼的破席片上，双手枕着头，美滋滋地想着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谁该划中农、贫农。他自己呢？“农会主席！除了老子，娘卖乖，谁还够这个资格！”当然他自己也晓得，这是穷开心。分浮财这等美差，几代人都难得碰上一回呢。一九五四年，镇上成立了几个互助组。他提出以田土入组。人家看他人不会入组，不会下田做活路，岂不是秋后吃地租？因此谁都不肯收容他。直到成立农业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为一名农业社社员。农业社有社委会，社委会有主任、副主任若干人，下属若干生产队、专业组，不免经常开会呀，下通知呀，派差传话呀等等，就需要启用本质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王秋赦这才生逢其时，适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为人处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动帮忙。镇上人家，除了五类分子之外，无论谁家讨亲嫁女、老人归天之类的红白喜事，他总是不请自到，协助主家经办下庚帖、买酒肉、备礼品、铺排酒席桌椅一应事宜。他尽心尽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几回酒席，外加几餐宵夜。就是平常日子，谁家杀猪、打狗，他也最肯帮人当个下手，架锅烧水啦，刮毛洗肠子呀，跑腿买酒买烟啦，等等。因而他无形中有了一个特殊身分：镇上群众的“公差人”。他自己则把这称之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镇上有些“人缘”外，还颇得“上心”。他一个单身汉，住着整整一栋空落落的吊脚楼，房舍宽敞，因而大凡县里、区里下来的“吃派饭”的工作同志，一般都愿到他这楼上来歇宿。吊脚楼地板干爽，前后都有扶手游廊，空气新鲜，工作同志自然乐意住。这一来王秋赦就结识下了一些县里、区里的干部。这些干部们下乡都讲究阶级感情，看到吊脚楼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后婆娘都讨不起，仍是烂锅、烂碗、烂灶，床上仍是破被、破帐、破席，仍是个贫雇农啊，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啊。于是每年冬下的救济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的救济粮，芙蓉镇的救济对象，头一名常是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