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伙食
学校的伙食费一个月收六块钱。扣掉每天一毛二分粮钱，每天的菜金是八分钱。要说贵么，我们村一个工才三分钱。要说贱，1963年的“六．一”儿童节，母亲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两双弹力尼龙袜，一双就两块六毛五分钱。开学的第二天，同学们大多狼一样嗷嗷着，对铁饼大的发面丝糕玉米面做的。嫌薄嫌小，对一碗清清寡寡的圆白菜汤嫌素嫌淡。操场上，同学们端着个饭钵站着吃，咀嚼声一如朔风刮过酸溜溜林。给各班盛菜汤的大厨，是个中年妇女，她鼓着像风帆一样大的肚皮和两个硕大的羊一样的乳房，嘴里不停地嚷着：“没有啦，没有啦！”各班盛汤的盆都是统一的生铝盒，有城里的下水道井盖大，大厨手中的勺子实际上是一把工兵用的铁锹。完全是习惯动作，给每个班舀完，她都要咣咣咣大力敲三下，生铝盆发疟疾般颤抖的声音难听如丧钟。
历代来讲，喜城都是小杂粮产区，谷子为主，多数人家早晚是喝谷面糊糊。但是，学大寨将粮食作物改成玉米为主后，主食便成了拿糕，喜城人成天到晚吃的是糊糊拿糕、拿糕糊糊，薰染得火车开到喜城境内，发出的声音都是“糊糊拿糕，拿糕糊糊……”我插队的村在喜城县最边上，那是两省交界的地方。我们村的人吃高粱、山药蛋、莜麦、小米、黍子、紫云豆和豌豆。下县城，只吃一样玉米丝糕，单调还在其次，丝糕里放的滩碱过大，比栗子皮还黑，咬上去是锯末的感觉。我嘴巴刁馋，遭到不公平待遇，心里就骂支书这个枪崩猴早晚变成讨吃猴！吃饭搞得比吃黄连还苦情，吃相自然就文明，就期期艾艾，就不露齿，不出声，就让男生们注了意，女生们乜眼睛。这几年，我对他人投来的注视的目光会沾沾自喜，也会噤若寒蝉，尽管我把胃想成装饲料的容器，把食道想成漏斗，但依然胃液稀清，没有丝毫的食欲，我一想到刚才被江老师讹去的五块钱，就更不是个滋味。
学校的围墙实际上是三丈六尺高的城墙，豁口和断垣善良地为岁月留痕。黄黄的城墙岸然俯瞰着我，杂生在砖缝中的荒草和芨芨草随风摇动着幸灾乐祸的情绪。我们的学生食堂盖在城墙边，寒伧得像一间小门房。朗朗白日下，活不活两可，吃不吃也两便的心思一上来，我就把饭盒递给了杨美人，还佯装痛苦地捂着肚子。
走大路招摇，于是走小路。先穿过教师食堂，又走过石桥，石桥下实际上是一个涵洞，正是冰雪消融时，流水潺，隐约有蝴蝶数朵在滑动的锦缎上交谈。通渠两侧栽着蹿天杨，棵棵都比美国女人的大腿还粗，返青尚早，枝丫都披上了远方山岭的紫烟色，保留着残冬的萧瑟。我刚准备左拐，绕过一摊牛粪饼（校园里居然有牛），突然看见江老师蹲在离我丈远的地方，那是河堤最高的一端，他身边有几朵干枯的头疼草，伞状草黄的茎秆斜刺地开，特别像我童年时玩过的撒彩棍。他整个脑袋几乎埋在双腿之间，双手抱着脚踝，身子略微向前倾，又满像一只即将栽进井底的水桶。
我们俩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的，都吓了一跳。“江老师，”我嗫嚅的声音还不如蚊子。江老师嗯都没嗯又埋下头，双手再一次抱紧了脚踝。江老师像只垂头八哥，双肩左低右高，厚大的嘴贴在胸脯上，后脑勺尖锐地向前冲，整个臀部下滑，腿精细。
“您吃了没？”我注意到前方掩映在杨树后的教师食堂门可罗雀，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正把凳子翻扣在圆桌上，抄起了笤帚……另一个人噼里啪拉把窗口逐一打开……将食堂特有的气味固执地推过来，“我只吃大米！”江老师倔巴巴地声音中分明有一种恪守不渝的优越感。
“大米？”
“对，大米。”
大米你个头！我心里恨恨地骂道。
“小米当真有个兄弟叫大米？”每当福儿奶奶吭哧着一把老嗓子问我时，我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