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揍小虎
我之所以没被掐死，是情急之间把那个盛猪油的大茶缸子扣到常玲玲脑袋上去了。常玲玲一下子成了不露五官的铁面人，一个劲儿地干呃个没完，她嘴里有一股罗宋汤和生洋葱的臭味谁都忽视了，因为不知为何，她把一串名贵的珍珠项链扯断了，纷纷散落的珍珠撒了一地。
薛施的父亲报了警，警察进来时，我正把手心中的几颗珍珠用手帕包着。再等来到有一股腥牡蛎味道的派出所，大开眼界地看到自己被关在铁笼房里，一个小铁凳子焊死在笼子正中，而警察们看到我时也嚷嚷大开眼界——终于看到一个洋娃娃是女魔王。
据说常玲玲被我扣上茶缸子后成了大头娃娃，被送到大北窑附近的北京机床厂，请了八级焊切工才把那个大茶缸给切割成两半，才让常玲玲那颗囫囵头重现天日。焊切工在切割的过程中发生了火苗拐弯，切割物不配合出尖怪声音等情况，焊切工压根儿不知道那个大茶缸是苏联货。是我十来个姑姑中其中一个姑夫在莫斯科读博士放假回国送给我姑姑的定情物，我姑姑对这个毫无诗意的大茶缸能否装下爱情相当怀疑，姑姑拿到我家来时说：看看能盛点什么就盛点什么吧。
大茶缸有红场的图案，有列宁的墓碑，有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穿着圆领花边白衬绸短袖上衣，红白方格宽背带短裙，粉红色塑料凉鞋和白色有红条纹的尼龙袜，头上梳着五股辫，扎着粉红洒着银粉的蝴蝶结的我利用铁凳子下软腰。腰越来越软，腰越软越要下，母亲告诉我要想长大后的腰和你现在的腰一样粗，狠狠下吧！我不但在铁凳子上练下软腰，还利用铁凳子后上翻，让脑后勺蹭蹭脚心和脚后跟，我忘记有没有用铁凳子练倒立，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被长得像《小兵张嘎》中的胖翻译，我的大哥领回家时，我对一位个子矮小的警察说：这个铁凳子四个角可以同时要去四个人的命。我建议你们做一把橡皮凳子，或者找一个草蒲团取而代之。
任何人问我在看守所的情况，我都笑笑说好，好。马路说汽车好。苍蝇说苍蝇拍好。麻雀说弹弓好。犹太人说奥斯维辛好。坏人说警察好。
一个学龄前儿童就敢偷小孩，我被送到了北京的安定医院、广州的芳村医院和上海的龙华医院及上海精神病防治中心。我觉得这些医院与看守所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以致文革期间，母亲被关押在狱，进驻医学院的军宣队把我押到市郊的门头沟看枪毙死刑犯时，我毫无表情地看着一颗、二颗、三颗人头变成血葫芦时竟然说：要是有个望远镜就好了。我说这话时刚刚11岁，但离开，永远离开我的三哥四哥已经三年了。
三年前放暑假，母亲决定带三个孩子去北大荒看望父亲，本来五个孩子都去，但大哥参加了市青年宫围棋集训班，二哥跟着一个卖爆米花的人跑了，母亲只好带我们三个孩子上路。
…………
窗南的杨树，早霜与晚露并没打过的叶子簌簌地响着，雨固执地下着，一直浸到带着褶裥的指头厚的树皮深处。临走前，四哥说明天还会有雨，地黏黏的怎么放风筝，怎么滚铁环。我说窝都能拧出水了。大哥说雨也有下尽的时候。三哥说废话，都住嘴吧。他说小丫回你屋躺着去，看看，才几点，启明星还没来呢。
我瞅着窗外黑色树枝的轮廓毛糙地映在深蓝色的墙上，盼望天空马上大亮，扑面而来耀眼的阳光。三哥不让我们说话，可他却说雨把土捂酥了，挖宝的时候，用鞋后跟就能磕出一坛子银元来。三哥以庞培城鬼侠自居，说刚才他来到一座空墓前，墓边有五根像金环蛇一样粗的人参，空墓里面热得像鸡房里的孵化室，棺椁板霉得像白胡椒粉，他进去后出了一身透汗。他想入非非说若能挖出一块颅骨，恰巧上面还粘着一顶金冠，退一万步说，哪怕挖出一颗古人的牙齿呢，他的自言自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