蹄踏过的坑坑洼洼里搜寻了缪斯的脚印。

    这一切，都由坐在副驾驶席上的“愤怒派”诗人充任指挥。一路上，诗人怀抱竹筐，大把大把地抛起彩色纸屑，如将号召起义的彩色信号弹射向古都的天空。然后，“西洋马车”来到我姥爷门前。他示意车夫停车，车夫喊了一声“喔吁！”诗人就用竹竿高高挑起了一挂震耳欲聋的火鞭，让爆竹的纸屑在姥爷的门楼上迸飞出五彩的雪花，用硫磺和芒硝的气味薰开了一道门缝。从门缝里伸出来的脑袋却属于一位看门老人。诗人不失时机地从路边一个卖仁丹的瘦子手中夺过来一把招徕买主的歪脖子铜号，对准门楼吹出了老牛和毛驴儿的叫声。从此，这位诗人就有了“大喇叭”的诨号。大喇叭吹出的声音与“西洋马车”里溢出的哄笑和尖利的口哨闪着刺目的亮光，击中了姥爷门楼上的兽头和瓦松。看门老人捂着耳朵，惊诧地望见了我的披着婚纱的母亲，急忙跳出门槛，拱手说道：“恭喜二小姐！”母亲却用婚纱遮着涨红的脸庞，慌忙挥手说：“快去关住大门，别叫气坏了俺爹！”父亲照旧挺着高傲的鼻子稳坐不动。当“西洋马车”疾驶而去的时候，赤兔马的后代在姥爷宅第门前留下了一大堆热气腾腾的马粪，招来了一群快活的大苍蝇。坐在副驾驶席上的“大喇叭”仰天大笑，“哈哈，我有了一首绝佳的新诗，题目是《小布尔乔亚的暴动》！”

    父亲刚回到廉价租住的新房就急忙脱了西装，“大喇叭”还要立刻穿上这身西装，打上同一条领带，还要戴上那一朵蔫蔫巴巴的玫瑰花另有用场。从旧衣店买来的廉价西装是父亲和“沙龙”里另外三个才子轮流使用的礼服。如果一个人拿了人家的东西，警犬起码会咬出四个人来算账。幸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谁要穿上这身礼服，如果不是出席比较高雅的聚会，就是要去约会一位新潮的姑娘。

    发生了“小布尔乔亚的暴动”以后，父亲就毅然辞去了教育厅的差事，考上了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生，师从著名教授郭绍虞先生，从此由“雕虫”变成了前“沙龙”成员嗤之以鼻的“书蠹虫”。有人说父亲争强好胜，冲天一怒，成就了日后的“学者风范”；有人说父亲骨子里深藏着出身寒微的自卑，他与“沙龙”告别，仅仅是为了挤进一个名门望族的大门；有人说我姥爷深谋远虑、爱婿心切，就用“激将法”让他在乱世中走上一条少生是非的治学道路；有人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暴动”，父亲从此断绝了小职员的财路，母亲也失去了家族的支援，不得不离开只差一年就可以修业期满的h大学，去一家“洋纱厂”的子弟小学当了教员。次年又有了我的大哥。一份菲薄的薪水撑着一只坐了三个“小布尔乔亚”的破船，左摇右晃，风雨兼程，去寻找十分遥远的青草地和小星星。

    性格倔犟的父亲一提起郭绍虞教授，就会低下高傲的鼻子，嗓音也在温婉而轻柔地发颤。他说绍虞先生让他由诗史研究入手，进窥中国文学的堂奥，还让他看到一个胸怀宽广的学者怎样帮助他的弟子，多次不露形迹地为他化解了衣食之忧，比如，允许他在校外研究并推荐他担任了岭南大学的讲师，使他有可能让我母亲源源不断地向我姥爷呈送他在燕大学报、岭南学报和《文学月报》上发表的十多篇学术论文。有一篇《清商曲词研究》，还让他拿到了一笔奖金，解决了三四个月的吃饭问题。出乎姥爷意外的是，父亲又集“雕虫小技”之大成，出版了他的小说集，题名《名号的安慰》，收入了他本已忘在脑后的十多篇小说。郭绍虞先生惠然作序，并由顾颉刚先生题写书名。母亲特意向我姥爷呈上了《名号的安慰》。于是有人说，这是一个“雕虫”把两位学者推在前头如狐狸跟在老虎后边的示威。小说集的题名分明是以岳父大人奉送给他的“雕虫”的“名号”感到莫大的“安慰”呀！但是，在书斋里泡了几年的父亲开始学会了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