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小学和中学，变卖家产、节衣缩食，把他的教授工资也逐月拿回来办学。他从省城回来，收缴了全校的戒尺、教鞭，让工友拉来一车木柴，召集全校师生开会，宣布从此废除野蛮的体罚制度。他亲手点燃木柴，放火焚烧了戒尺、教鞭，又脱了皮鞋，高举手中说：“我穿着这双皮鞋，踢过一个学生的屁股。”又对皮鞋说：“你应该代我受罚。”遂将皮鞋掷入烈火。据说那是一双德国皮鞋，在烈火中发出格外刺鼻的臭味。博士掩鼻问道：“这是什么气味呢？”博士自答：“这就是法西斯蒂的气味。”博士赤脚而立，继续讲演：“你们务必记住，今后，如果我踢了任何一个同学的屁股，你们都可以踢我的屁股，而不要把它当成博士的屁股。”全场大笑，博士肃立而不笑，说：“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里，屁股的地位也是一律平等的。”

    博士公然贴出通告，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窗外偷听，向教室里探头探脑，有人听见“咔嚓”了一下，据说是子弹上膛的声音。博士听而不闻，照讲不误，声遏流云。校长惊慌赶来时，他向校长深鞠一躬说：“为了不累及阁下，请允许我向阁下宣布，我已经把我解聘了。”说毕，就将博士帽戴在手杖上，举在空中，让它滴溜溜地打着转，扬长而去。

    博士把自己解聘以后，他在杞地创办的中学也面临饥荒，每月只能发给教师四元钱的伙食费。一位德高望重而饥肠辘辘的老教师就要辞教离去。他率全校学子在这位老教师面前长跪不起，说：“请先生再吃几天杂面条，容我去搞点不义之财，再吃白蒸馍。”他从地上爬起来，直奔安徽合肥，向安徽省主席刘镇华谋职。他留学德国以前，当过刘镇华的家庭教师，深受刘镇华的器重，刘就委任他当了安庆市烟酒税局局长。杞地办学经费从安庆滚滚来。一年后，他病倒在安庆。他的夫人典当了皮袄当路费，来到安庆看他。他问：“老师们还吃杂面条吗？”夫人说：“吃白馍了。”他说：“好，把我的呢子大衣卖了当路费，我们回去吧。”

    博士聘请过一位温文尔雅、品学兼优的教导主任，委托他管理全部教务，却不知道他是受到通令缉捕的“赤匪”要犯。“赤匪”就在学校里收容了失散的同志，把学校变成了地下活动的据点。国民党省党部要员到校视察时，与“赤匪”要犯不期而遇，感到似曾相识，确认身份后急来抓捕，“赤匪”越墙而逃。党部要员勃然大怒，令博士交出“赤匪”。博士却抓住党部要员不放，说：“是你把他吓走了，我正要找你要人！”党部要员好不容易才脱出身来，骂了一声：“洋疯子！”不了了之。此后，博士向我大舅叮嘱说：“赶紧在学校后墙上挖个窟窿，下次再出事，别叫人家翻墙头，崴了脚脖子！”

    但是，在战争正在迫近而依旧喧闹的集市上，我只记住他是一个赤裸着胸膛敲打铜锣、呐喊前行的杞人，伴着悠远的锣声远去，消逝在历史的云烟里。

    集市上的叫卖声又像一缕缕细烟儿蹿上天空：

    “烤白薯热哩！”

    “豆腐脑热哩！”

    “肉包子热哩！”

    杞地的叫卖声不如古都开封的好听，缺少悠扬婉转的拖腔和唤起欲望的激情。而且，我听见，一个捧着水烟袋的男人喊了一声：“王疯子热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