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冬天到来的时候，我正在想念岳飞。

    发生了“裸体罚站”、“灯笼失火”的悲剧以后，我已经没有勇气上学。但我每天早上都要煞有介事地背上书包，而且按照母亲的教诲，作出“昂起头，走自己的路”的样子，刚刚走出家门就倏地拐进一条胡同，直奔城墙跟儿逮蛐蛐儿去了。我翻开一大堆砖头瓦块，像青蛙样一蹦一跳地追逐蛐蛐儿，终于用手掌扣住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胖蛐蛐儿，却被一群没有背过书包的孩子认定是一只不会斗架的母蛐蛐儿。我和我的蛐蛐儿乃至于我的书包都成了公众的笑柄。我就理所当然地对一只不会嘲笑我的猴子产生了兴趣，跟着一个耍猴老头和他的穿着红马甲的小猴子走遍了郾城。姐姐却从看耍猴的人墙里把我揪出来交给了母亲。我被关在家里“恶补”功课。姐姐又在一个别出心裁的问答题上使我再一次蒙受羞辱，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方桌有四个角，锯去一个角，还有几个角”的答案，竟然是多了一个角！我在经历了年届六岁的一连串人生坎坷之后，感到只有投奔岳飞去打日本鬼子才是我惟一的出路。因为父亲说过，一个名字叫岳飞的英雄亲率百战百胜的轻骑兵，就驻扎在眼下我们居住的郾城郊区。父亲好像是把我们一家托付给岳飞以后，才去燕京大学教书的。夜里，马蹄声在梦中“嗒嗒”地响，岳飞骑战马跃过围墙，敲响了我家的门环。

    母亲打个激灵坐起来，问：“谁呀？”

    回答母亲的却是女性的声音：“二姐，是我！”

    大风裹着雪花和两个臃肿的雪人拥进门来，母亲又急忙关严了屋门。

    昏黄的灯光下，两个雪人放下网篮，解下各自的围巾、脱了带耳朵的棉帽，互相拍打着对方身上的积雪。我看见，雪花正在三姨的鼻尖上融化、水珠儿在另一个青年男子的眉毛上闪着亮光。后者是三姨的新郎。姐姐说，我们应该叫他姨父。母亲却在次日早晨小声叮嘱，记住，应该叫他叔叔，三姨却变成了我的婶母。

    可是我记得她是三姨。我三岁那年，三姨自K女高毕业，曾与母亲带着我登上开封的鼓楼。三姨久久地望着古城的落日，说：“再见吧，开封！”又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再见吧，小斑！”母亲说，三姨下了鼓楼以后，就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弄不明白，当我再次见到三姨的时候，母亲为什么让我叫她婶婶，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粗眉大眼的叔叔。但我喜欢他的到来，认定他是岳飞派来的勇士。

    一大早，小姨就从西夹后街跑到我家，把母亲拉到一边，用手掌搭着遮嘴罩说：“他们就住在你家，咱爹那边人多嘴杂，爹要你多加小心！”我喜欢这种诡秘、怪异的气氛。我已经厌倦了漫长的年届六岁的童年，需要到大人的世界里寻找悬念。

    母亲让三姨和姨父住在狭小的东屋。东屋的外间是厨房，里间堆满了木柴、秸秆和储放食物的坛坛罐罐，那是老鼠肆虐的地方。母亲一边打扫东屋，一边一连声地道歉：“委屈了，委屈了！”姨父却一连声地赞叹：“好极了，好极了！挨着灶火不冷，也不愁没吃的了！”

    姨父给小床加了一块木板，坐在秸草垛上说：“二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哩？”母亲说：“如果我没有记错，你就是七年前在安阳省立二高领头闹学潮的贺明远吧？”姨父说：“哎呀，二姐好记性！在安高，你跟张先生常去袁世凯的袁家花园散步，对不对？”母亲说：“对呀，那是你们闹学潮秘密碰头的地方呀！”姨父说：“你跟张先生还跑到小屯村，去殷墟捡回来几块乌龟壳哩，乌龟壳上刻着甲骨文。”母亲说：“对呀，你凑上去一看，就说，这些乌龟壳可作‘殷鉴’，送给蒋委员长照镜子，那他就可以看见殷纣王是个什么样子了。”姨父说：“怪我锋芒毕露了！”母亲说：“哪里，哪里！我家张先生说，这个贺明远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