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北京之后的最初一个月里，黄宗羲是在异常兴奋、忙碌和期待的状态中度过的。

    虽然十五年前——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曾经为着申雪父亲的冤案来过北京一次，但事后这座城市在他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却是如此零碎、模糊，除了宏伟壮观的紫禁城、森严肃杀的刑部衙门、怪模怪样的四合院之外，似乎就只有在大街上悠然蹒跚的骆驼，和又甜又酸的冰糖葫芦了。但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从他进入北京的那一天起，他就立刻感受到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那种非凡格局和气派，它那君临一切的气息。特别是疟疾过去之后，他开始出门四处走动，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是的，在这里居住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拥有着令人生畏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物，可以最快地了解到关于时局的重要消息，准确地把握朝廷决策的脉搏；自然，也存在着实现自己的主张和理想的最大机会……正是这一切，强烈地打动了黄宗羲的心，使他情不自禁地被吸引、被征服，陷入了一种陶醉狂喜、忘乎所以的状态之中。

    由于三月松山失陷、洪承畴降敌的余震逐渐过去，从那时以来，关外的清兵一直未见有进一步的行动；而南方的农民军，又似乎始终被遏制在河南、湖广一带，尚不能对京师构成威胁，所以近几个月来，北京的局面暂时还保持着相对平静。黄宗羲在方以智、陆符、黄崇简等一班朋友的陪伴下，先后瞻仰了紫禁城，逛了棋盘街、东西四牌楼、城隍庙、灯市口等有名的热闹繁华去处；游览了包括什刹海、文丞相祠、首善书院等一些名胜古迹；还特地到城墙上去，站在一尊尊巨型铁炮和堆积如山的灰瓶和滚木当中，向守城的将官详细询问以往清军三度入寇、逼近京畿的战斗情形。不过，在这期间，他更忙碌而频繁的，是去拜访一些在京做官的前辈和朋友，向他们打听消息，交换关于时局的意见，并且出人意料地成了一位“乐观派”，经常以他热烈的言谈和高昂的情绪使大家感到惊讶。

    “列位，”他不止一次这样说，“小弟在江南时，曾道听途说京里之种种情形，俱是摇头叹息者多，而鼓舞欢忭者少。听来听去，亦以为国事真不可为矣！然而此次北来，方知以往所闻，未免言过其实。诚然，国步维艰，于今为极！但尚未至于无望。其最要者，今上天聪明敏，宵旰忧勤，励精图治之志，困而愈坚，此其一；朝中君子仁人，鼎力扶持，直言谋国，正气未堕，此其二；更兼我朝三百年恩泽在民，感激图报之心，处处可见。譬如前时洪亨九降于建虏，消息传来，京中之民怒不可遏，不待上命，便将其祭棚一夜拆平；更有人以狗屎涂抹洪逆之门，戟指痛骂，使其家人震慑不敢出。这便是民气！荡寇平虏赖此，家国中兴赖此！弟所以知大明还是有望的！”

    当然，黄宗羲的议论并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常常紧接着就指出目前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教育方面的各种弊端，并且兴奋而自信地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第一、第二、第三……不过，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大都比较冷淡，或者拈须微笑，或者沉默不语，再不然就干脆摇头表示反对，同意并支持他的人却少而又少。看到这种情形，黄宗羲有点意外，也有点扫兴。“嗯，也许我不会说话，他们没听明白我的意思。确实，我的这些主张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他想，于是又恢复了自信，开始着手把他的那份上书的初稿重新加以修改、补充，尽量使之更加明确完善，切实可行，准备一旦有机会就呈送上去，让朝廷加以考虑和采纳。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黄宗羲还继续不断听到有关时局和朝廷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比如他听说，最近皇上见国事日坏，忧心如焚，越来越迷信上神佛，每日子时亲自上城南的佛阁拈香诵经不算，还招来一批道士，加以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