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时呼出的号子声，几乎从事盐务的各阶层人物的生活，他都了如指掌。

    经过多次长谈，陶先生更讲述了很多盐市上的乡土传说，像荷花汪老鼋的故事，红妓小荷花、小叫天的经历，据说槽河事变后，盐市亦曾拉枪自卫，抗拒北洋防军的无餍榨取，不过规模极小，旋为北洋防军敉平，同时举火焚了些栈屋，拘囚一些疑犯而已。

    我觉得槽河抗暴事件，是书中最主要的一部份，而对这一部份，我知道得最少，便修正初初构建的轮廓，把以槽河旷野为背景的事件，移至盐市来抒写，因为盐市的背景是我所熟悉的，这样，在场景的处理上较有信心。

    由于唐陵和陶永康先生的热心帮助，促使我确定了“狂风沙”的写作大纲，以关八爷半生经历为经，以北方苦难人群抗暴事件为纬，由单线切入，到复线进行，到全面的轮回。

    大纲确定后，我仍觉得这样巨大的构建超越了我实际的表达能力，内心惴惴不安；在阿里山旅行时，我曾将这部书的内容，向朱西宁、尼洛重复讲述过，一面思考着细部的表达问题。因为在这部篇幅巨大的书里，我要召回一个已逝的时代，勾勒出它全部的面影，赋予那些人物的生命，就必须尽量取用他们本身的生活语言，使用乡土气习浓烈的、平朴野犷的文字，尽量避免使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习见的词汇，这就是一大难题。

    其次是对于关八爷、朱四判官、戴旺官、方胜、汤六刮、张二花鞋等这一帮人物处理，也是令人深感困惑的，如果我依据现代小说的观点去刻绘他们，全书情节，就将整个推翻。我发现中国若干乡野传说中，由人物造成的事件，和现代若干观点，有着自然的冲突性，除非我放弃原始传说中夸张的、质朴的美。如果我依照传说，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去表达呢？又恐怕使刻意塑造的人物远离真实，变成概念中的一些疑幻疑真的浮影。尤其像戴旺官师徒，这样精于击技的人物，从传说中听取他们的故事，觉得无一点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当枪炮等现代火器尚未普及的年代，击技在古老北方，尤其在江湖道上，确然是常见的。姓名之外，冠以诨号，同样不足为奇，我幼年就曾亲见一老兵，诨号“过街虎”，能一跃数丈，穿房越脊。如今，也许受了坊间一般怪诞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使这类精于击技的人物，被剔除在文学作品之外了，一般意识总认为谁写这类人物，谁就在写“新武侠”！但我必须表明，这是不合理的，我必须通过这种错误意识的“窄门”，以艺术的诚恳，在“人”的基础上，表达我由这些传说中所获得的、真纯的感动。当然，我这样作，事实上是一次极大的冒险，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文坛上，有哪部文学性的现代作品，是刻绘这类人物的，（历史小说除外。）“狂风沙”动笔前，我就思考过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大仲马能写达太安，我为何不能写关东山？成功失败是另一回事，作品中文学的质素，是不会受时下一般错误意识影响的。

    再其次是适度夸张的问题：民间传说的鲜活性，全得自于适度的夸张，对于人物，更是如此；像武松、李逵等英雄人物，所以能留给读者极深的印象，乃由于诸多夸张情节所造成。我写关东山等人，不愿意使用失实的夸张，破坏作品的自然与真朴，问题是在若干童年印象的本身，就蕴含着原始夸张性。我在写作“荒原”一书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洪泽湖东岸的红草荒原，若以今日成人的眼光去看，也许祗是一片宽长数里的荒地罢了，可是，它在我童年眼里，却是一片广阔无际的海洋。狼呢？少数的狼是有的，但在听取众多有关狼的恐怖传说而惊疑骇惧的幼小心灵中，仿佛每一波草浪下面，都伏有噬人的狼群；又如歪胡癞儿那个人物，是我依据童年所见的一个老兵写成的，今天看起来，他也许祗比常人较高较壮些罢了，但在当时的眼中，他就是另一个张英武。在“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