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为此，他十分佩服顾荣。那个坐姿，那个站势，那上下一身气派，都是多少年的身份修炼出来的。而他，不要说这样背手而站做不到（他试过一两次，脸红脖子烧，浑身别扭，手好像被捆着，又好像不是自己的，别人看上一眼就不自在），背着手来回踱步他也没学会，甚至，他不习惯一个人站在那儿不走动。没办法，谁让自己是土包子出身呢。他赶走脑子里的自卑和懊恼，照每天早晨的老样子，哈着腰趿拉着步子往街里溜达。两边的人都转过笑脸向他打招呼。每天这种时候他往往情绪特别好，但是，今天这样走另有目的。他要四面巡视一下，防患于未然（这个古词他多少年就念不顺嘴，但他就喜欢这别扭的古味），“做过细的工作”。

    今天有些怪。他老觉得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又想不起来。看见的，到处放心；看不见的，好像到处不放心。一张张恭敬的笑脸让他放心，笑脸后面又有什么让他不放心的。这是怎么搞的？等一条街面走完，长途汽车站横在面前，路的斜对面，隔着一片菜地几簇农舍，远远看见省农科院研究所，他仿佛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宋安生这两天早晚就在那里混。他和他们是臭味相投，同流合污。

    潘苟世最喜欢用成语骂人，一个词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解气为止。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二十多年前上初中时买下的《成语词典》。在农机厂时，几个北京知青在集体宿舍打扑克时，曾玩过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把戏：每个人在手掌里写一个成语，来描绘这位潘总支书记。最后八九只手一伸，十来个人一凑，在一阵阵哄笑声和拖腔拖调的大声念读中出来了十来个精彩的成语：“谄上压下，嫉贤妒能，穷凶极恶，愚昧无知……”最后一个尤其引起哄堂大笑：“惟此惟大”。可惜是这位昔日的总支书记始终不曾听说的农机厂野史。要不，他对成语的态度也会一分为二了。

    此时，他远远看着农研所那幢绿树掩映的青砖楼，就有一种强烈的憎恨。这幢在他横岭峪属地而不属他管的楼房天天刺着他的眼。照理说，友邻单位，人家又是搞农业科研的，经常帮助社队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他应该多去走动走动，但他很少去。确切说，他只去过一次。

    那是他到公社上任副书记的头一年。

    主人们陪着他在试验田里，院子里，最后是楼上楼下参观了一遍。这一遍就让他觉得这不是自己这号人待的地方。楼上楼下那么多书架，那么多书，那么多挂图，那么多瓶瓶罐罐，那么多他不认识的仪器仪表，那么干净的楼梯，那么明晃晃的玻璃窗，那么多花花草草，那么文雅的言谈举止，都让他感到拘束。搞农业的还要这么穷干净。他走路不自在，说话没词，痰没地吐，他的痰又特别多，堵在嗓子里上不上，下不下，手是左右没处甩，袖子也似乎长得碍事，这儿撞断花，那儿碰掉书。主人很热情。但他一看见那些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就感到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让他们看不起，继而就有一种嫉恨在心头涌起。特别是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精瘦清癯的小个子教授，不时和身边那个同样是戴着一副眼镜的漂亮的女研究员说笑，他总觉得他们是在笑自己。那个梳着短发的漂亮姑娘，白白净净的，老是看着潘苟世笑，那目光好像把他的窘困和自卑看透了似的。

    他对戴眼镜的人从小就有一种敬畏，当了这么多年干部，自然早就有了区别对待。对自己属下戴眼镜的，他敢看扁看贱，看得一钱不值。农机厂那三四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哪个不怕他？但只要是外单位戴眼镜的，他至今见了总有些敬畏，总觉得低人一头，好像别人的文化墨水对他有压力似的。所以，他有什么病，只能在横岭峪看。横岭峪的医院是他的天下。他走进去走出来，步子该趿拉就趿拉，手该甩就甩，要说就说，要笑就笑，要溜达就溜达。到处是笑脸，他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