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党员选举一说，哪来的竞选？”

    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生活作风上有过什么啊……问题没有？”

    “我不明白。”

    “这些年你在省里，包括后来在大学，总之，在生活作风方面检查一下自己。”

    李向南愤怒了。看来揭发者是广为搜集“材料”了。显然这绝不是纪鸿儒个人的那一点历史嫌隙在起作用了。他隐约感到，上上下下有一些人、有一个势力在对自己下手了。而其整个背景，他现在是难以一时看清的。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