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三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人都生活在黑暗的谷底，而我们在祇园仍然能够晒到一点阳光。我相信我不必说明原因，内阁大臣和海军军官的情妇们，总是大笔金钱的受惠者，她们又会把这些金钱给其他人分享。可以说，祇园就像山顶上的一个池塘，各路溪水源源不竭汇流其中。有些地方的水来得更充足些，但整个池塘水面总是在上升。

    由于鸟取将军的关系，我们艺馆也是水源充足的地方之一。有几年，周围的情况每况愈 下，但即使是配给制度实行后很久，我们仍能按时得到食物、茶、日用织品、甚至化妆品和巧克力这样的奢侈品。可是黑暗继续笼罩日本，终于，我们赖以维生的一线光明也熄灭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新年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吃早饭，来了一个军警，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宣布我们艺馆的一长串罪名。我都记不全了——囤积棉料、未上缴战争所需的金属和橡胶物品，配给券的不正当使用，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确实犯了这些事，可祇园的每家艺馆都犯了。我猜测，我们的罪名无非是比大多数艺馆享有更多财产，不但没有过早倒闭，景况还颇为良好。

    幸运的是，正在此时妈妈回来了。她看到有军警在，似乎毫不惊讶。她把他请入会客室，奉上我们来路不正的茶水。门关了，但我听到他们谈了许久。后来她跟我说，鸟取将军今天早上被拘留了。

    军警来过后一周之内，我们艺馆被抄走了很多其它家庭很久以前就没有了的东西，比如粮食，衣服等等。日复一日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凄惨，我们都开始担心这战事何时才是个头。

    第二年一月的一天早晨，天下着雪，我拿着配给券正在米店门口排队，隔壁的店主突然探出头来，喊了一句。

    “出事了！”

    我们面面相觑。我前面的艺伎抹了把眉毛上的雪，问他是什么意思。

    “政府已经宣布关闭艺伎区，”他说，“明天早上你们都得到登记处去报道。”

    回艺馆的路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到豆叶现在居住的寓所里，因为她和男爵的关系几个月前结束了，眼下她已搬入一个小得多的地方。我以为她可能知道我该怎么办，但其实她和我一样惊惶失措。

    “男爵什么都不帮我，”她说，脸色因担忧而苍白，“我想不到还能找其他什么人。小百合，你要想个人出来，尽快去找他。”

    我和延已经四年没有联系了，我当然知道自己不能去找他。至于会长……唉，我会抓住每个机会和他说话，但我不能去求他帮忙。尽管他在门厅里对我态度友好，却从来不请我去他的宴会，即使艺伎很少的时候也不请。我觉得受了伤害，但我能做什么呢？不管怎样，即使会长想帮我，他和军政府的争吵最近见报了，他自己已经麻烦缠身了。

    那天晚上，一力亭茶屋到处都是饯别会。有意思的是，艺伎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各异。有些人看上去好像精神被摧毁了，有些人像是一尊尊菩萨，镇静漂亮，但却抹上了一层悲愁。后来女仆说，有人请我去另一个房间。我想是一群男客要我去陪酒，但她带我来到茶屋的后室。她拉开一间小榻榻米房间的门，这屋子我从未进去过。桌子上放着一杯啤酒，边上坐着延。

    “进来吧，让女仆关门。不过先让她再送一杯啤酒进来。你和我得为一件事情喝点什么。”

    我照办了，然后我跪到桌子的一头，我们隔着一个桌角。我觉得延几乎是在用目光抚摸我的脸，我脸红了，正如一个人会在暖日底下红了脸一般，我都忘了被人欣赏是多么惬意的事。

    这时女仆拉开门，把啤酒放在桌子上。当时，啤酒已是稀罕物，于是看着金黄色的液体注满杯子也是非同一般的感受。女仆走后，延说：“我是来这里为你的旦那干杯的。”